我挂了电话，扶他起来。当他站起来的一瞬，我才感觉到他的高大，我有一米七三，自小性格比较野，一直当着假小子，可他竟然让我找到了“小鸟依人”的感觉。
我扶着他走到院子的角落，坐在了爷爷平时常坐的藤椅上，“等我一下。”
我走进厨房，给他倒了一杯温水，想了想，舀了两勺蜂蜜。
我把蜂蜜水端给他，他先轻轻抿了一口，大概尝出有异味，警觉地一顿。
我说：“你昏倒在我家门口，如果不是生病，大概就是低血糖，我给你加了一些蜂蜜。”在我解释的同时，他已经一口气喝完了水，显然在我解释前，他已经辨别出我放的是什么了。
“你还要吗？”
他没有说话，只是微微颔了下首。
我又跑进了厨房，给他倒水。
来来回回，他一连喝了六大杯水，到第七杯时，才慢了下来。
他低垂着眼，握着细长的玻璃杯，除了一开始的那句“不要医生”，一直没有说过话，连声“谢谢”都没有，也不知道究竟在想什么。
藤叶间隙筛落的一缕阳光恰好照到玻璃杯上，映得他的手指白皙洁净、纤长有力，犹如最优雅的钢琴家的手，和他伤痕累累、污迹斑斑的脚，形成了诡异强烈的对比。
理智上，我知道不应该让一个陌生人待在家里，但因为一点莫名的触动和心软，我又实在狠不下心就这么赶他走。
我走进厨房，掀开锅盖看了看，发现瑶柱粥已经熬得差不多了。
我盛了一碗粥，配了一碟凉拌海带芽和两半咸鸭蛋，放在托盘里端给他。
我婉转地说：“你吃点东西，等力气恢复了再走吧！”
他没有说话，盯着面前的碗筷看了一会，才拿起筷子，大概因为才从昏迷中醒来，手不稳，筷子握了几次才握好。
“我还要做家务活，你慢慢吃，有事叫我。”我怕站在一旁让他局促不安，找了个理由离开了。
我走进客厅，把鞋柜翻了一遍，找出一双男士旧拖鞋。不像别的鞋子，必须要码数合适才能穿，拖鞋是不管脚大一点、小一点都能凑合着穿。
我拎着拖鞋走到院子里的水龙头下，把看着挺干净的鞋子又冲刷了一遍，立放在太阳下曝晒。
估摸着他还要一会才能吃完，我拿起抹布，一边擦拭院子里边边角角的灰尘，一边时不时地查看他一眼。
以前爷爷还在时，藤桌、藤椅一般放在主屋的檐下或者庭院正中，乘凉喝茶、赏景休憩，都无比惬意。爷爷卧床不起后，没有人再有这个闲情逸致，藤桌和藤椅被挪放到了靠着院墙的角落里，那里种着两株龙吐珠和几棵九里香，都长了十几年了，九里香有一人多高，攀附而上的龙吐珠藤粗叶茂，恰好把他的身影遮挡住。
我看不清楚他，但隔着扶疏花影，能确定他一直规规矩矩地坐在那里，没有不安分的动作。
我放心了一点，虽然海岛民风淳朴，别说□□凶杀，就连鸡鸣狗盗也很少发生。爷爷一直骄傲地说自己的老家是桃花源，宁可孤身一人住在老宅，也不肯搬去城市和爸爸住，但我在大城市生活久了，怜悯偶尔还会有一点点，戒备却永远只多不少。
正在胡思乱想，继母的说话声隐约传来，我立即放下了抹布。
沈杨晖兴冲冲地跑出屋子，大呼小叫地说：“沈螺，你怎么起这么早？”
沈杨晖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典型的独生子性格，没什么坏心眼，但十四岁的少年，正是中二病最厉害时，绝不招人喜欢。
我还没回答他，爸爸的叫声从二楼的卫生间飘了出来，“沈杨晖，说了多少遍了？叫姐姐！”
沈杨晖做了个鬼脸，满不在乎地嘀咕：“沈螺都不叫我妈‘妈妈’，我干嘛非要叫她姐姐？是吧，沈螺？”
继母走了出来，朝我微笑打招呼，“小螺，早上好！”
我也扯出微笑，“杨姨，早上好！”继母姓杨，她嫁给我爸爸时，我已经十岁，离婚家庭的孩子都早熟，该懂不该懂的我基本都懂了。从一开始，我就知道她没打算当我后妈，我宁可被爸爸斥骂，也坚决不叫她妈妈，只叫她杨姨，她欣然接受。
杨姨在沈杨晖背上拍了一下，催促说：“去刷牙洗脸。”又提高了声音叫：“海生，盯着你儿子刷牙，要不然他又糊弄人。”
我不禁失笑地摇摇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已经二十五岁，不再是那个十岁的小丫头，继母却还是老样子，总喜欢时不时地提醒我，在她和爸爸之间，我不是家人，而是个外人，却忘记了，这里不是上海那个她和爸爸只有两间卧室的家，这里是爷爷的家，是我长大的地方，她才是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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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人没有那么讲究，宽敞的厨房也就是饭厅。等爸爸他们洗漱完，我已经摆好早饭。
杨姨客气地说：“真是麻烦小螺了。”
我淡淡地说：“不用客气，我已经吃过了，你们随便。”
爸爸讪讪地想说点什么，沈杨晖已经端起碗，大口吃起来，他也只好说：“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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