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栋脾气不温不火。走路慢腾腾的，似乎害怕踩死了蚂蚁，通常情况下很难听见他的脚步声。说话也是慢条斯理，不急不燥地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哪怕是与人争吵和辩论，他也只是红着脸、淌着汗，弯着脖子，摇晃着脑袋，声音并不会明显放大，语速也不会明显加快。
缺乏阳刚之气——这是他留给人们的第一印象。
因为中专毕业后一直在银行机关工作，养尊处优，安于现状，满足于能够应付手头的工作，懒得去为未来的发展强筋壮骨、学习充电，所以，知识水平最近二十年一直维持原状，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虽说拿到了党校的大专文凭，但地球人都知道，那只是花钱买来的，耗时间混来的，实际上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改革的浪潮鬼使神差地把他推到了支行行长的位子上，虽说大喜过望，但他更多的时候还是惶恐不安。担心自己做不好，或者说，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做。他没有在银行县级支行工作的经历，更别说担任支行的一把手。
上任之初，赵国栋把希望寄托在几位副行长身上，指望他们出谋划策，提出真知灼见，但几位副行长又都恪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古训，从不轻易阐明自己的主张，目光都集中在赵国栋身上，等待着他出政策、拿方案、发指示、提要求。
结果，支行的一号文件好长时间都制定不出来。
直等到市分行年度工作会议召开之后，办公室主任王加林才结合市分行会议精神，闭门造车，勉强弄出来个年度工作计划。
赵国栋平时按部就班，得过且过地“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市分行来了文件，布置工作任务了，他就开始忙乱一阵。围绕如何完成市分行下达的任务，临时抱佛脚，目标也就是在系统内排名不摆尾，争取不挨批评。正如市分行行长何志雄在多个场合评价的那样，孝北县支行成立之后，没有什么新动作，没出台什么新举措，没发生什么新变化，基本上是“穿新鞋，走老路”。
由于遇事找不到方法，经常拿不定主意，赵国栋就特别喜欢开会。行长办公会、行领导碰头会、行务会、干部大会、职工大会、职工代表会议、各种专题工作会议，以及临时召集的一些说不出名目的会议接连不断。
在他看来，既然成立了支行，就要有个支行的样儿，连会议都不开，还叫什么支行？也只有开会时坐在主席台上，他才能找到当行长的感觉。一个领导，不出席各种会议，不通过会议阐明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不在会议上向群众发号施令，如何展示自己的才能、显示自己的权威？再说，开会也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一种方式嘛！让群众在会议上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也能广泛吸取意见，集中大家的才能和智慧，推动支行的业务发展和经营管理工作。
不论召开什么类型的会议，赵国栋都点名要求王加林参加，有时是出席，有时是列席，阵阵不离穆桂英。
办公室主任嘛，就必须做好各类会议的组织、管理和善后工作。下达会议通知，准备会议材料，安排布置会场，做好会议纪录，整理会议纪要，督办议定事项……只要开会，诸如此类的一大堆事情，就落在了王加林身上。
说实话，一听说要支行要开会，我们的加林主任就胆颤心惊、叫苦不迭，可行领导乐此不疲，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事实上，很多会议是可开可不开的。非常简单的一件或几件事情，甚至是布置一个临时工作任务，打个电话或者发个通知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但赵国栋非要正儿八经地开个会不可。
每次开会的效率又极其低下，特别是开行长办公会和行领导碰头会的时候，那种拖沓的作风和沉闷的气氛，常常叫王加林难以忍受。
其实，行领导也就四个人，每人谈谈自己分管的工作，把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来，大家说个意见，最后一把手拍板。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几十分钟或者个把小时就足够了。但实际情况是，每次行领导在一起开会，都如跑马拉松一般，少则两三个小时，多则半天，甚至一整天。
到了开会的时间，大家端着自己的茶杯到会议室，有时还带着当天的报纸。见面后，互相敬烟，评论着哪个牌子的香烟好抽，哪个牌子白酒“水货”比较多。人到齐后，赵国栋宣布“开会了”，提出会议需要解决的问题，再就是轮流发言。
由于会前没有通气，大家没什么准备，发言都是信口开河，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一旦涉及到工作中的困难，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大家又突然间哑巴了。抽烟的抽烟，喝茶的喝茶，看报的看报，或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地望着窗外的天空。
赵国栋拿着钢笔在本子上断断续续地写着，也好半天不发一言。
这种时候，王加林往往有一种窒息的感觉。在会议室里如坐针毡，度日如年般难受。也不知是因为确实拿不出好的意见，还是思想上存在什么顾虑，领导们怎么都是这般水平这般作风！
有时赵国栋一个一个地点将，逼着副职们“说说”，大家便哼哼哈哈，先是正着说过去，接着反着说过来。说来说去，没有一个明确的意见，最后还是等于没说。
赵国栋也是个没有主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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