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分前后，天气凉爽宜人，在陇西郡一带的黄河之滨，修筑城池的工程正在加紧进行着。然而负责这项工程的大行令李息，却意外的接待了一位不速之客，此人竟然是匈奴浑邪王派来的使者！接谈之下，这个使者带来的信息更是令李息大吃一惊，浑邪王和休屠王竟有归顺汉廷之意！吃惊之余，李息不敢稍有怠慢，立即派人飞驰长安上报朝廷。
其实这事仔细想想也并不意外。目前匈奴右部的主要力量就是浑邪王和休屠王，经过两次河西之战，这两王的主力共被歼灭了四万有余，已然是去了一半。特别是浑邪王，他剩的就更少了，而休屠王的损失虽然没有浑邪王大，但是他的意志已经不再坚定，第二战时他解散主力藏进深山，就是一个明证。
问题是这一切发生得实在太快了，远方的匈奴大单于伊稚斜，还不能理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短短的几个月内，一个年仅十九岁的年轻人，竟会将整个祁连山搅动得天翻地覆？大单于的震怒是可想而知的，当浑邪休屠二王收到单于的王命时，实在觉得自己是走投无路了，一旦真的被召到王庭问罪，下场必定是难逃一死。
此时两王的主力以休屠王为主，总共还剩下四万多，若是把妇孺也都算上，那么一共约有十万之众，数目相当庞大。但是对两王来讲，战是不敢再战了，而面对单于那边的责问，又实在无可推托责任。走投无路之下，他们能商量出的活命之策，也就只有干脆带着部众投降汉朝了。
对大部分普通的匈奴部众来说，是相信降汉可以活命的，毕竟他们记得，他们中的很多人，其实早在河西第一战时已经降过汉了！而且他们记得，霍去病在迫降五国之时，对这五国中的部众，尽管根本不能带走，而且很可能会降而复叛，他也非常克制，并没有大肆屠戮。
由此可见，霍去病对屠戮的克制，在政治上还是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也就不难理解，当素宁提到有关传言的时候，他为什么会怒成那样了，为什么他会言辞如此激烈，最后搞得两个人不欢而散了，因为他确实觉得心里很憋屈！不错，他是不能咬定自己没有杀过一个降众，可是只要你承认杀过人，就会被吹毛求疵的人责以仁义道德！别忘了在华夏文明的标尺下，“嗜杀”是多么严重的罪名！这顶帽子往下一扣，试问哪个兵家能承担得起？
确实，太多的人根本就没有见过战场，坐在长安城里动动嘴皮子当然容易，可谁能想象得到战场上的形势有多么复杂？每个具体情境下的杀或不杀，都远远不是一道命令那样简单！可是，谁又能理解这中间的担当呢？也许只有今日河西匈奴举国来降的局面，才可以证明这一切吧！
在战略层面上来看，河西两王来降，是霍去病河西之战的直接结果，正如孙子兵法所言，“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河西匈奴之降，侧面印证了河西之战的胜利是非常彻底的，不仅大规模歼灭了匈奴的战争力量，更是直接摧毁了匈奴人的战争意志。
然而在汉廷方面来说，他们的认识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达到上述的高度，甚至一时还判断不清这两王到底是真降还是诈降。刘彻召集众臣廷议了这件事情，大臣们的主流意见是，匈奴人大举来降是史上未有之事，首先这很可能不是真降，即便是真降，这么多匈奴人大举进入汉境，也是一件风险极高之事，受到任何刺激，都随时可能生出大乱！
在这种局面之下，汉帝刘彻也是前思后想，他能想到的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派霍去病领兵前去受降。因为其他的事情都不能确定，唯有一条是能确定的，那就是河西匈奴肯定打不过霍去病！所以，只有在霍去病的震慑下，才能把这么多匈奴人进入汉境的不确定性降到最低。至于归降之后，自然还要给以相当的待遇以安抚其心，以后再徐图分化利用，但那些就是政治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了。
于是，刚刚回到长安一个多月的霍去病，还没有来得及好好喘一口气，就又再次受命，重披战甲，率领一万骑兵星夜兼程赶赴河西。
为什么要带一万骑兵呢？因为这种局面的受降，不带兵肯定是不行的，但是连续两次出兵河西之后，汉军也是人疲马乏，急需休整，不宜调拨更多军力。然而这还不是最主要的考虑，最主要的考虑还是国库。
兵法云，“兴师十万，日费千金”。自古至今，战争都要花费巨额资金，打仗靠的是国力。河西两战，尽管霍去病都是速战速决，兼之取食于敌，已经算是很会给国家省钱了，但毕竟是一年两次大战，汉廷又怎会感觉不到经济负担？
光是给军马喂粟，就已经耗资巨大，其余诸如军饷、抚恤、赏赐军功、补充马匹、转运粮草、修造兵器，样样都要花费巨资。而如果这次匈奴人是真降的话，安置和赏赐他们，眼看也是一笔巨大的开销。
这几年国家用钱的地方多，曾经富足的国库，早已今非昔比。十几年前，经过文景年间几十年的与民休息，国库曾经充盈到什么程度？连串钱的绳子都朽烂了！而对匈开战以来才短短几年，大体到前年漠南之战打完之时，国库的积蓄就已经用光了！
何况这几年，除了对匈作战要花钱之外，另外还有几项耗费巨大的工程：一是在西南夷开路，从巴蜀向西南，凿山通道千余里；二是修筑朔方城，征发十余万人，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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