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拿着姐姐送给我的红宝书，如饥似渴地读着，从“领到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到“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我是反复地读，反复地学。
反正学校也不好好地上课了。只有一年级和二年级的还在坚持上课，一来是学生们都二来是两个老师都是本村的农民，二年级是姐姐，一年级是老支书的儿媳。
随着人们习俗的转变，为了日子过得好一点，女人们也都积极的参加生产劳动，到地里去杵把铁锹混工分。孩子们一到入学年龄便被送到了学校，也有那不够年龄的，看在一堡一村的份上也不好拒绝，便也收了下来，十几个孩子由老支书的另一个儿媳领着，像游击队一样，哪个教室空了就到哪个教室去上课，没有空教室，就到树荫凉下上体育课。反正也没有教课书，有本没本的都行，有笔没笔的也行，又不用写作业。更没法定班级，所以大家都管他们叫半年级。
前几年，女孩生下来就是帮娘带孩子的，当娘的生一个，她就得带一个，直到她带出的女孩能帮娘带孩子了，那她就算是解放了，念上几天书，认上几个字，就该出嫁了。
原来班里的同学，年龄参差不齐，有十岁的男孩，也有十八岁的女孩，下了课再上课，发现哪个女孩不见了，那就是回家相亲了，如果第二天还没来，那就是出嫁了。慢慢的，班里同学们的年龄就齐了。
三四五六年级的同学，每天由老师带着举着红旗去串联，我们不走铁道，也不走大道，顺着乡间小路，一个村接一个村的串，到了人家村里就敲锣，待女人孩子们围了圈，便开始宣传起来，唱歌，跳舞，念红宝书里的字，读红宝书里的话。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直念得圈开了，人散了。我们又排起队向另一个村串去。
附近的村子串完了，我们又不能串很远，因为离开了家就没人给我们吃饭。再说了，人家也不欢迎我们了，村口都站上了岗，不让我们进村，人家说要保卫人家的文化阵地，再拗一会儿，人家就抛土坷垃打我们，如果我们还不退，他们就抛石头。
反正我们也都串完了，不受欢迎就不受欢迎吧，我们也回到学校，保卫我们的文化阵地。
公社中学的学生戴了“红色战斗队”的袖章，到我们学校来串联，要批斗我们学校的老师。那时候老师的流动性很大，在这个村里教个一年两年，就换到别的村了，过了几年或许又就转回来了，我们的华老师就是第二次来，我才认识的。
他们要批斗的老师，过去是很严厉的，每个村里都有他的学生，有当了兵的，有当了干部的，有当了医生的，有上了大学的，还有当了老师的，可谓是桃李满天下。
就是最后这一拨，考上了公社中学就学坏了，记恨老师过去打了他，就寻机报复，在公社中学聚在了一起，机会终于来了，便组织起了“战斗队”，来我们学校揪斗老师。
我们当然不干了，“要斗也是由我们来斗，哪里容得下你们来指手画脚。”
这样，便发生了冲突，大人们知道了也来帮忙，虽然结果不算是伤亡惨重吧，但也算是把他们灰溜溜地赶出了村子。
因此，他们就骂我们是“保皇派”，他们才是“造反派”。
当时“造反派”才是正道。
二歪子又一次“荣归故里”，老支书组织社员在村口敲锣打鼓，夹道欢迎。
老支书学会了工作组的架势，把两只手举得高高的，然后朝下压了压说：“静一静，听工作组同志讲话。”
“咳咳哈呸！”工作组将一口浓痰吐在地上，然后把剩余的唾液咽了两下，说道：“社员同志们，咱们的主任今天是从部队参观学习，取经回来的，带回了新的东西，啊，不过今天有点晚了，加上我们的主任旅途劳顿，也需要休息，明天上午召开社员大会，再由我们的主任给大家传经送宝。”
夕阳西下，风尘仆仆的二歪子回到了大队办公室，从挎包里掏出两个带回来的干馒头，大口大口地嚼了起来，吃完了，打着嗝来到外屋水缸前，盛了半瓢凉水张开大嘴咕咚咕咚灌了下去，那母猪肚子更显得坨了。
早晨起来，在打点了屎尿之后，又是两个干馒头半瓢凉水。
社员大会开了有一阵儿了，还是老程序，支书举手压了压说：“安静安静。现在有工作组讲话。”
老支书把“下面有”改成“现在有”，说下面有，人们总觉得有一种调侃的意思，下面有就是指裤裆里有，工作组的脸色当然不会好看。
工作组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地向社员们挥挥手，点点头。然后，长篇大论的简单地说了两句。“下面有咱们主任给大家汇报一下此次参观学习的心得，大家鼓掌欢迎。”说罢，像伟大领袖那样轻轻的鼓起掌来。
一阵掌声过后，二歪子坐在一张办公桌后面讲了起来。
一个妇女走上前，拿起办公桌上的竹皮暖壶，朝一个茶缸里加了水，退了下来。
二歪子继续说道：“还给我们放了**在**广场接见红卫兵的电影，**他老人家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的健步登上**，我激动地哭了，**说坚决支持我们的敢想，敢干，敢命，敢造反的勇敢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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