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啊，人家阮志刚一毕业就到了文工团，一个月挣三十几块钱，搞对象的资格满满的，就是心太坏了，转正了，成了国家正式工，就把农村的对象给甩了，把常青害成那样，连学都上不成了，早早的嫁人生孩子了，当了娘就不像在学校时那样活泼开朗了，连说话都变了，以前那叽叽喳喳，像百灵鸟一样的声音没了，“牛儿还在山坡吃草”“你若是我那哥哥吆，你就招一招那手，诶呀，”“插翅膀，持猎枪，飞上那山岗，杀尽豺狼！”再也听不到了。
前几天，我从二毛家出来，老远见她抱着孩子迎面走来，没有了以前那种欢蹦乱跳的精神，变成了一个萎靡不振的妇女，原来还算直流的两条腿，现在变得叭哩八叉，是怀里抱着的孩子太重了？还是自己的两条腿太沉了，低着头弯着腰过来了。
我站住了，问她：“回家呀？”
“啊，又开学了啊。”她头没抬，脚也没停的哼哈的答应了一声，就过去了。一切显得都是那么的不自然，我也觉得有点儿尴尬，自嘲的摇摇头，叹口气“唉！这算啥？狭路相逢？看来以后还是少到这个地方来。”
如果阮志刚不进文工团，常青现在应该在阮志刚家里生活，就会和阮志刚一起抱着孩子出现在那里，一定会驻足，然后和我聊两句三句。
如果文工团没有看上“打虎上山”的杨子荣，阮志刚也不会顶了我进了文工团。
就算是进了文工团，如果不是常青让我帮她，替阮志刚演了关键的一场，阮志刚也不会那么快转正，往后推半年或三四个月，常青可能不会是现在这个模样。
如果当初，我只是唱几句桂枝姐姐教的，有资产阶级情调的靡靡之音，“我呀等我那五呀那个五呀哥哥哥哥上工来”，不要唱什么“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常青也不会像现在这样。
不过在这样一个火红的年代，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中，我作为一个八点或九点钟的太阳，能像傻子一样无动于衷吗？我怎么可以不进步，我怎么可以不去学英雄见行动！
看来在学校玩儿啥都行，千万别玩搞对象，像资产阶级那样，整天介男朋友女朋友的，就是容易出事。
不想了，跟我有啥关系。
“月照征途，风送爽”
太阳下山了，小巷子里暗了下来，虽然我没有看见月亮此时在哪里，但我坚信或大或小，或迟或早它总会在天上走一圈，我便把这高亢激昂的声音，留在了身后这小巷里。
“学习大寨呀赶大寨，大寨的红旗迎风摆，她是咱公社的好榜样啊，自力更生改变着穷和白”
我那高亢激昂的声音，还没有冲出小巷子散到空中去，就被房梁圪垯上，大喇叭的歌声给盖住了。
房梁圪垯，一座古时候的烽火台，虽然已经被人们挖的看不出是圆的还是方的了，但凭着它是村里最高的建筑，在上面立了个三角架子，吊着一小截铁轨，人们称为“单单”，顺着斜坡上去，拿个锤子或捡起下面的石头敲响了，人们就说是“打单单”。
“打了单单了，走吧，出工吧。”
“打了单单了，起晌啦，喝口水走吧。”
如今有了电了，便在上面绑了两个大喇叭，从此也不必有人再上去“打单单”了。大队或村里人有个什么大事小情，从大队办公室打开扩音器，对着话筒轻轻一说就行了。
“干起来！干起来！大寨的红花遍地开，干起来！干起来大寨的红花遍地开。”
女声合唱“学习大寨，赶大寨”，从头顶压了下来。
还是学习大寨吧，粮食亩产上纲要，跃黄河，跨长江，只要能多打粮食，人们能吃饱饭，不饿肚子，至于征途上有没有月照，有没有风送爽，这都不重要，只要我们心中有个红太阳，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无论是狂风还是巨浪，我们都不会迷失方向。
唉！还是听姐姐的话，好好上学吧，姐姐不出嫁，我就不搞对象！
进了院子，发现两个屋都是明晃晃的，原来又加了一个电灯，收音机里还播送着“最高指示”和社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收贫下中农的在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原来，按照当时村里接到的上面的精神，妈妈属于下放干部，算是一户人家，村里应该给盖两间房，报上去了，等上面给了钱就动工。
姥爷不舍得让妈妈搬出去，说：“要盖就在这院里盖两间西房算了，不盖拉倒，反正咱也用不着，也不想占那便宜。”
姐姐也算是回乡知识青年，虽然目前还没有听说有什么待遇，但算一户人家，给一个灯是完全应该的。
这回姥爷家就分成了三户人家，两个灯，一个收音机，完全符合大队的规定。
太好了，可以不用抱着收音机听了，放在柜盖上敞开着听。
收音机里的声音继续响着，“伟大领袖**教导我们：‘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大战场，是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大学校。知识青年在这个大战场和大学校中，可以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农村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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