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是问了她一句‘为什么自己住，不和薛先生住在一起’，这不是很平常的问话吗？你可以说喜欢清净，说距离产生美，说他对狗毛过敏，可她偏偏呛了我一句‘我就该给人洗衣做饭？
我是家庭主妇的命吗？’你说，当年她和陈言在一起，有谁把她看作给陈言洗衣做饭的家庭主妇呢？谁不是敬重他俩一心一意？”
“你要理解她，她受过一些刺激，对有些话比较敏感。” “不惯她这毛病，从来都是别人讨好我，我还没讨好过谁呢。以后干脆不理她了。”
“你矫情不矫情？好，以后你别理她，反正和她住一个小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是你不是我，见到她你最好转身就走，她放狗咬你也别怕。” “好嘛，我还跑不过一瘸狗？” 我想着杨宽被那只一瘸一拐的小狗追得满院子跑就笑得止不住，杨宽也笑：“说起狗我想起来，我一哥们儿想把自己的拉布拉多送人，问我有没有朋友想养，我一想，陈白露喜欢狗，上门去问，我说‘你的狗又瘸，又傻，还是个土狗，养它干吗，扔了算了，我送你一个纯种拉布拉多’，你猜怎么着？她把我打出来了。”
“你说这种话就是找打！你懂什么叫责任吗？责任就是敢把它捡回家就敢不离不弃。”
杨宽眨了眨眼睛：“难怪呢，陈白露这是把自己的人格代入了，这是血淋淋地控诉陈言始乱终弃呢。”
听到陈言的名字我心里一沉。“他还好吗？在法国还是伦敦？” “他一直在酒庄里，你不知道？” “所以，他算是退休了？从二十五一直休到八十五，哦不，这二十五年也是吊儿郎当过来的，总之这人一辈子是个富贵闲人，唯一落魄的一年还是跟家里赌气，并且这一年也没闲着，生生毁了一个姑娘。”我愤愤地说。
“人家正更新酒窖呢，都忙成三孙子了。” 我许久不和陈言联系。我以为他在隐居疗伤，他以为我因为他的薄情而恨他入骨。我连他正式开始经营酒庄都不知道。 “哼，好大志向。”我啃着鸭脖，回想着陈言柔软的卷发、天真的眼神，我无法想象他除了喝酒泡妞之外还有别的事业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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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太不了解我的发小儿了。我还口口声声说这是我唯一爱过的人。 没过多久他就注册了一个商贸公司，他要把那个庄园的葡萄酒卖回中国。直到看到他公司的商标我才相信他真的开始做事了，不再是那个拖拖拉拉做翻译的小男生了。
是了，他是伦敦政经学院的高材生，我总是被他混乱的私生活蒙蔽了双眼，忘记这才是最能代表他的一个标签。
我和陈言用电脑视频见了面。我让他抱着电脑在酒庄里走了一圈， 把每个房间、每间酒窖都让我看清楚。那是一座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庄园， 墙壁翻新过，但保留着最古老的橡木地板；卧房和书房里的陈设都是法国乡村旧物，唯一能看得出是个中国男孩住在里面的，是书房门上悬着一张小小的匾，是陈言并不高明的毛笔字：“点苍苔”。庄园后门种了一亩薰衣草，深紫浅紫；前门的葡萄园深绿浅绿连到天际；天蓝得不真实。
他穿着背带裤，脸膛因为常受日晒而充满健康的红润。他大着嗓门给我介绍葡萄株的种类，一半霞多丽，一半赤霞珠，还有不多的一点儿梅多克；他摘了一捧薰衣草，问我能不能隔着屏幕闻到香味。
我几乎要掉下眼泪来。 在游艇上他脸色阴郁地对陈白露说“自生自灭”，好像还是昨天的事。 有多快？整整一年了。 当年爱得撕心裂肺，恨得咬牙切齿，如今闭口不提，连一句问候也没有。
哪里有什么“百年修得共枕眠”，古人真是害人不浅。
我几次把“你不问我陈白露过得好吗”这句话咽下去。难道答案不是已经给出了吗？活灵灵的，血淋淋的。人家丝毫不在乎。有的人天生胸怀宽大，说忘就忘；你这里停留在原地疗着伤，虚度着时间，人家已经一日千里地走了出去。
我一整天都陷在无法排遣的虚无和消极感中。公司开策划会，做头脑风暴，我却盯着英总身后的窗子发愣。杨花差不多散尽了，春天所剩无几，一只黑嘴白肚的燕子发出孤独的鸣叫。
晚上十二点从写字楼里走出来，我没有打车，暮春的晴暖是北京为数不多的享受。风搔弄着我疲惫的额头和脖颈，痒得像爬满了小绒毛；我伸手一下下拍打着路边绿化带里的冬青树，偶尔指尖扫过几株野草，带着点点夜露，仿佛水边湿漉漉的芦苇一般——那一刻我突然呆住。站在午夜的东三环上，我的心脏漏跳一拍。
《西厢记》里不是有句戏文：“幽僻处可有人行？点苍苔白露泠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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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先生身边当然不只有陈白露一个女孩。 天下大而北京小，有些消息再小心地过滤，也兜兜转转地，在小圈子里传播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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