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自由市场经济根本不存在，所有政府都要保障本国或本地区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稳定，保障本地区市民的切身利益，这是政府的基本职责。
香港金管局总裁任志刚24日支持政府干预股票及期货市场，他引述前财政司夏鼎基对“积极不干预政策”的阐释，反映港府今次行动并无偏离有关政策。他表示，“积极不干预政策”的设计师夏鼎基曾指出，“即使在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的大前提下，亦必须承认有时候干预是实事求是的做法，才能保持香港经济的稳定。”故这次经咨询外汇基金委员会后，财政司长决定在市场力量的自由运作下进行干预。
从香港政府入市干预股市引发的关于自由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的争论中，人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世界上没有所谓绝对自由放任的市场，在国家政策和利益的大前提下，在必要时政府不得不进场干预。就以美国来说，在八、九十年代美元低落的时刻，联邦储备局就经常在市场上扶持美元；这些年来，该局经常利用调整利率的手段来控制通货膨胀，进而影响投资市场，这更是典型的干预例子。任志刚也指出港府兴建机场、修路、提供公共房屋、医疗服务等的举措也都是干预的例子，只是与其他地区比较，政府倾向减低参与程度。
虽然干预的行动得到肯定，政府还是应尽量减低干预行动为宜，特别在交易市场上，如果干预行动失败，所产生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在这类市场上，即使人们同意政府的干预行动，可是，大家不免受到“胜者王侯败者寇”的意识所左右。万一和炒家搏击时无法将之击退，或是因此亏蚀惨重，则可能出现难以收拾的局面。去年中，泰国中央银行拿出几百亿美元的储备和炒家拼搏，结果兵败如山倒；最近，俄罗斯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部分援助资金拿去扶持卢布，结果有如泥牛入海，现在俄罗斯的经济已是破产了。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例子，说明政府动用公众的资源之后还吃败仗，不只成为笑柄，还会遭致强烈的民意反弹。
2、市场自由化与开放市场
近年来频频在世界各地爆发的金融危机，已很清楚看出，这又是市场绝对自由化带来的祸害。与1929年之前的市场自由化不受规范导致经济大萧条的情况同出一辙，不同的是1929年闯祸者是工业市场者毫无规范地豪夺市场，结果受到了受害者的还击，纷纷采用政治手段控制自己市场，于是两败俱伤，市场全面崩溃。现在的金融危机，闯祸者是金融市场者，他们滥用金融市场的自由开放的权利，四出游行对那些毫无准备、毫无反抗能力（基于财力薄，或管理不完善，或因借贷太多，或是投资策略出错等等而出现抵抗能力贫乏）的地区，进行劫掠式“买卖”。由于现代社会的金融市场把整体经济生活牢牢紧扣在其运作体制下，国际金融市场炒家通过金融市场的自由买卖制度，可以在转瞬间用他们巨大的资金，把对方的财富轻易套取。不管是泰国、印尼或韩国之所谓美金债务太大，或是香港、台湾或新加坡之巨大储备，又或是马来西亚之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一律都受到国际金融炒家的冲击，即使是日本那个财力雄厚的国家也不能免疫。中国则幸亏未曾全面开放其金融市场，否则股灾恐怕更重。金融崩溃后接着而来的社会与政治动荡，导致印尼、泰国与日本的政府领袖因此被逼下台，韩国的工业行动也告吃紧，马来西亚则频频叮嘱国人要团结对外，不要自己分裂。香港的特区政府也正为了货币被冲击而与国际炒家大动干戈，经济警讯全面响起，失业率出现4%以上，地产与股市一片低迷。我国则为了不想因为人民币贬值而累及亚太其他国家，而付出巨大的代价。
这就不得不迫使我们思考：其一，市场自由化没有绝对，自由化市场如何抵御市场自由化的冲击？如何随着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调整市场的自由度？其二，发展中国家到底开放市场到什么程度？什么程度的开放，整体社会才能承受得了？各个国家的政府应负起基本的责任与寻求基本的知识，唯求能做到适当的持续对市场作出适当的调整，尤其是对外开放的问题更是如此。
3、金融自由化与货币管制
自从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肖和罗纳德麦金农提出“金融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学说至今，这一观点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70代以来，拉美许多国家和东亚一些国家相继进行了金融自由化的改革。金融国际化、全球化和自由化成为一段时期报章刊物上的高频率用语。
而至今日，几乎所有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都发生了金融危机。令人注意的是，许多经济学家在论证金融自由化时都把东南亚一些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的金融开放当成成功的范例来论证。而现在金融危机在这些国家也爆发了，当我们冷静下来深入思考时，有必要研究以下问题：金融自由化和经济发展到底是什麽关系？金融自由化一定会带来金融危机吗？具备什麽样的条件才能在发展中国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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