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女听得李南这么说，心里之前所有的顾忌，瞬间都变得无影无踪。的确，这不能说是她们贪财，而是在一个物质的时代，幸福的生活是离不开物质的。如果物质贫乏，就算你再如何渲染精神的幸福，都只能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就像捡破烂的生活，永远不可能享受到五星级总统套间的金碧辉煌一样。
李南给到老婆们，必定就岁是一种一辈子都不必担心害怕的幸福生活，也只有这样的生活，才会让李南觉得自己无愧于老婆们对自己的一片爱心和痴心。
爱，需要坚强的保障，不仅是的、心灵上，还有物质上，都是不可或缺的。
北宋仁宗时，有位名妓谢玉英，色佳才秀，最爱唱柳永的词。柳永才高气傲，恼了仁宗，不得重用，中科举而只得个馀杭县宰。途经江州，照例浪流妓家，结识谢玉英，见其书房有一册“柳七新词”，都是她用蝇头小楷抄录的。因而与她一读而知心，才情相配。临别时，柳永写新词表示永不变心，谢玉英则发誓从此闭门谢客以待柳郎。
柳永在馀杭任上三年，又结识了许多江浙名妓，但未忘谢玉英。任满回京，到江州与她相会。不想玉英又接新客，陪人喝酒去了。柳永十分惆怅，在花墙上赋词一首，述三年前恩爱光景，又表今日失约之不快。最后道：“见说兰台宋玉，多才多艺善赋，试问朝朝暮暮，行云何处去？
谢玉英回来见到柳永词，叹他果然是多情才子，自愧未守前盟，就卖掉家私赶往东京寻柳永。几经周折，谢玉英在东京名妓陈师师家找到了柳永。久别重逢，种种情怀难以诉说，两人再修前好。谢玉英就在陈师师东院住下，与柳永如夫妻一般生活。
后来柳永出言不逊，得罪朝官，仁宗罢了他屯田员外郎，圣谕道：“任作白衣卿相，风前月下填词。”从此，他改名柳三变，专出入名妓花楼，衣食都由名妓们供给，都求他赐一词以抬高身价。他也乐得漫游名妓之家以填词为业，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
柳永尽情放浪多年，身心俱伤，死在名妓赵香香家。他既无家室，也无财产，死后无人过问。谢玉英、陈师师一班名妓念他的才学和情痴，凑一笔钱为他安葬。谢玉英曾与他拟为夫妻，为他戴重孝，众妓都为他戴孝守丧。出殡之时，东京满城都来了，半城缟素，一片哀声。这便是“群妓合金葬柳七”的佳话。
谢玉英痛思柳郎，哀伤过度，两个月后便死去。陈师师等念她情重，葬她于柳永墓旁。
真情，真爱，真词，真男人。
敢写，敢唱，敢为，敢叛逆。
堂堂正正，坦坦荡荡，甜甜蜜蜜切切绵绵，难得的真情，传奇般的故事。在那充满着污浊，虚伪，欺骗，残暴的社会里，莫要说柳永为舞【哗】女歌伎们写词写曲，他们就是热烈地拥抱，疯狂地相爱，也是崇高的，清洁的，灿烂的。要说这就是柳永的沉沦，那么，这种沉沦太美了，太精彩了。它足使天下那些在权势和金钱的床单上进行的黯然失色。
“正人君子”们骂柳永沉沦，是因为柳永爱烟花巷。那么“正人君子”们真的就没有去过烟花巷吗？他们又是何等的德行，何等的。确实也有没去过烟花巷的正人君子。那么，他们在烟花巷之外就没有干过烟花巷的事吗？或者说，他们灵魂深处就没有对烟花巷的向往吗？有几个“正人君子”敢说不。
是清是浊，是黑是白，问题不在事情的本身，关键是要看是谁所为。权势，是权势者的魔杖，它可指鹿为马，可化腐朽为神奇。它对绝大多数的男人和女人都有着强大的诱惑力。凭柳永的智慧和才华，完全可以为自己争得一些权势和名利。可犯傻的柳永就是不开窍，偏偏背离权势而亲近下层的歌女舞伎。
藐视权贵的大诗人李白，灵魂深处太想当官了。在《与韩荆州书》中肉麻地写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拍马拍到如此精湛和富有艺术色彩，真是非李白莫属了。后来跟着永王邻起事，差点丢了诗人的命。诗圣杜甫，看起来老实巴交，心里也非常想当官。冒着安史之乱的枪林弹雨，穿着麻鞋，跋涉几百里，追赶逃难的唐玄宗，其忠实，其理想可见一斑。就是高傲的王维先生，虽栖身终南山，心却在长安城中，时刻窥视着吏部的动静。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曲线的官场捷径。也清高，也实惠，也不用行贿。牛耳级的诗人，文人，端着酒杯，挥起笔墨，慷慨激昂地蔑视权贵，骄傲清高得像云中的白鹤，把世人玩的高山仰之，眼花缭乱，称仙称圣。压根看不到仙们圣们六根未净，抵不住权势名利的诱惑，砸不烂世俗红尘的枷锁，割舍不了长在自己心头角落里的毒瘤赘疣。铿锵而清高的言词下潜藏着比普通老百姓更大的官瘾和对权势的贪婪。
应该承认，屡试屡败的柳永也无法结扎了自己对仕途的向往之情。然而，与李白、杜甫的执着卖力，完全彻底地愿意搭着性命而献身官场的状态相比，柳永本能的“向往之情”也就微不足道了。在名利的试金石前、李白、杜甫、王维、韩愈等一流的，口碑很好的大师、大家们绝对输给了沉沦者——柳永。
对官场自作多情，千方百计想挤进官场的文人，若不脱胎换骨地去无耻，去污浊，是很难与官人为伍的，也很难登上自己的理想之舟。一厢情愿地想当官的李白，官没当上，反而被流放夜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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