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课铃响了，我们回座位坐好，马老师就发卷子答题，我很快写完交卷，马老师连看也没看就批了“100”分。这学期我三大主科——语文、数学、政治期末考试都考了满分。和我同样考满分的还有于美业和孙国兰。不过，只有我和于美业从这学期到小学毕业，每学期都考了满分，我俩还获得了“学习优秀生”奖状。那时候不像现在各种奖励特别多，我们的小学时代只评过这一次奖。老师多次向同学们说要保送我俩上中学，不知是因为取消了保送制度，还是因为啥，反正我俩不是被保送的，而是自己考上的。
我班有两个取暖炉子，冬天这就是我们课间聚集的地方。课间休息，甚至自习做完作业以后，很多同学就围坐在炉子跟前谈天说地。有一天说到差多少岁、各属什么，好几个同学都在手指头上数来数去，我一头雾水，不明就里。孙国兰看到了，就问我：“你不会查十二属相？”我说：“不会。”她就叫我伸开左手，她用她的左手握着我的四根手指，用右手食指，点着我手指上的横纹，告诉我：“一个横纹代表一个属相，从食指根数起，依次是子鼠、丑牛、寅虎、卯兔??????”在她的悉心指导下，我很快就学会了。她那指尖的温馨，使我有种微醺的感觉。
为了褒奖我的学习，母亲给了我三角钱，允许我去看电影《林海雪原》。这部电影是我向往已久的，因为这部书我已反复阅读几遍了。我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读大书的。开始是《志愿军一日》，是我大姐从社阅览室带回来的。二叔他们都觉得好，让我也读，但我不觉的有多大兴味。那都是些通讯、报道、报告文学之类的，没有多少情节、故事，所以对我一个孩子来说，没有多大吸引力。之后读《志愿军英雄传》，觉得好多了。我特别喜欢冷枪手——张桃芳，他与美国狙击手斗智斗勇，过程充满了英勇和智慧，比特级英雄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的故事有趣、刺激多了。后来又读《铁道游击队》，感觉情节也不那么紧张刺激，吸引力也不那么强。再后来，我大姐拿回来一本《林海雪原》，我一读就被深深吸引住了。吃饭也不忍放下，这边一只手吃饭，那边一只手捧着书看。晚上，母亲招呼几次关灯，我装没听见，依然捧着书看，直到母亲强行拉灯。早上天一亮，我就跑到窗跟前，就着晨光看起来。里边的情节我记得滚瓜烂熟，一些景物描写的句子我都能背的下来。所以，听说被搬上了银幕，那种渴望真是无法形容。
临江上映那天，天下着鹅毛大雪。我三妹非要跟我去，我只好领着她。她是我身下的第一个妹妹，自小和我在一起，感情格外笃厚些。我们家人口多，早晨起来，叠被就是个麻烦活。我母亲叫我俩干，我说：“你负责叠，我负责往被架上放。”她不愿意干。我说：“咱俩分工，我一天、你一天，怎么样？”她一跃而起，欣然答应。自那开始，我俩责任明确，一人一天，绝无争执，每天干的又快又好。可我心里不得劲，总觉得欺负了她似地。她对我却充满了信赖和关切。从三年级开始，我都是夏天割草、秋天割条子换钱，自己挣学费和书费。今年暑假，她非要跟我上山割草，那天，我领着她，刘立怀领着他弟弟刘连喜，我们一起上山割草。刘家哥俩每人割了二三十斤，就要往回走，我给妹妹打好背，让她跟着他们一起走。我割的多，整理好自己的背儿，也随后走下山来。前面是一片梯田，我往下跳，不想，我背上的草比我高出一大截，重心偏上，一下子把我压在草底下了，右腿肌肉也拉伤了，任凭我怎么使劲也站不起来。我三妹半天不见我身影，着急了，就放下草背，和刘立怀一起回来接我。到梯田那儿一看，我还在草背下咕蛹，他俩一起使劲往上掀，我才借劲站起来。三妹见我腿瘸了，就叫我把草扔了，我却不舍得，瘸拉瘸拉地把草背到大车社卖了。这回妹妹让我领着看个电影，我岂能不答应？
那天看电影的人特别多，用人山人海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先是买票就经过一番鏖战。本来卖票的窗口前有两排铁栏杆，用来迫使人排队用的，但这时根本没有秩序可言。所有买票的人都拼命往前挤，后面人有的干脆就从人头上爬过来；有的几个人撮着一个人，往人群上面举。买着票的人还需从重围里挤出来。我经过千辛万苦终于买了两张票。入场的时候拥挤的更厉害了。临江光华影院是不对号入座的，早进去有座，后进去的就只能站着了。所以人们挤的更疯狂了。我和妹妹人小，脑袋夹在前后人的身体上，连气也透不过来。我们也不用迈步，把腿屈起来，就被人们夹着走了。我和妹妹被挤散了，我急得像什么似地也无能为力，生怕她被挤倒发生意外。等进了场，也无法找，因为所有空间都挤满了人，像铜墙铁壁似地，根本挪不了步。等电影散了场，我好不容易找到了妹妹，所幸她毫发无伤，我们才一起回了家。
其实，看这场电影我挺后悔的。不只是挨挤的事，主要是觉得电影没有书上的那种美感。
寒假时，父亲叫他的朋友张景坤叔叔给我做了一支小猎枪，我也跟着上山去打猎。张景坤是临江林业局机械厂的高级技工，手艺是顶棒的了，我父亲的大把子就是他给改成撅把子的。不知他从哪里找到的步枪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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