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顺元年腊月十八日，西北边陲的延州城中又发生了一起极为诡异的兵变。这里之所以要说“又”是因为延州在这一年的八月份已经闹过一次兵变了，虽然说这是个兵变流行的时代，作为一个当兵的你要是没参加过一两次兵变你出去都不好意思和别人打招呼，但是一年之内闹两次兵变，这频率也确实稍微有点高了。
和八月份那次兵变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次发动兵变的人数很少，只有一个小队，而且这个队目前来看似乎并不缺饷。
发动兵变的是延州彰武军左营丙队的军官和士兵们，兵变的起因是彰武军节度使高允权和他的儿子衙内都指挥使高绍基毫无理由地扣押了丙队的队头，官阶为从九品下的陪戎副尉李——这是后来大周门下国史馆的那些官方史学界人士的说法。
而真正的民间史学家们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他们把持这种观点的史学家和史官一概指责为北唐执政王的御用文人。一般的民间观点认为，无论高氏父子扣押李这一行动是否具有可以信服的理由，这场兵变都是不可避免的，毕竟广顺元年的陪戎副尉还不是垂拱元年（即赵宋乾德元年）的北唐执政王，彰武军的左营丙队并没有建立起后世军队当中那种严密的政治监军体制，因此李本人并没有比当时割据中原祸乱四方的军阀们强到哪里去。
因此，传统观点认为，发生在广顺元年年底的这场延州兵变，实际上是延州方面的旧军阀和新军阀之间进行权力再分配的一次意外冲撞。崛起速度过快的新军阀代表李遭到了高氏父子为代表的旧军阀的猜忌和忌惮，高允权和高绍基试图将这一支新兴的延州本土军阀势力扼杀在摇篮中，但行事不慎外加对局势判断失误，最终导致了兵变发生。
而对于李本人在这场兵变中所扮演的角色，史学界众说纷纭。根据兵变的过程以及双方实力对比情况判断，绝大多数史学家认为这场兵变是早有预谋的，否则不可能以一个小队五十个人的兵力在几个时辰之内控制住延州州城内的全部军事力量和交通要道，同时还包围了节度府和衙内署，挟持了高氏父子。以有限的兵力达成如此战果，事先没有周密详尽的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当时延州城中的驻军据保守估计最少有一千三百人之多，足足是兵变发起方总兵力的二十六倍之多。
官方的说法是此次兵变纯系偶然，是在高家藩镇的高压下不得已而为之，这种说法同样遭到了广大民间史学家的广泛质疑。大众的观点是，这场兵变的计划早已拟定详实，只不过发动时间比预期提前了而已，实际情况很可能是，高家父子发现了丙队的兵变企图，试图先发制人以扣押甚至杀掉李的模式来将这场兵变扼杀在萌芽状态，然而他们却低估了丙队的军官团队对李本人的忠诚度和执行计划的坚强决心，最终导致了兵变的提前发生。
腊月十八日凌晨子时，一队浑身血迹溃不成军的彰武军前营士兵惶然逃回了延州北门，在城楼上执岗的前营留守哨兵认出了自己的部队同袍，急忙打开城门放他们进城——这原本是被军法严厉禁止的——事实证明，深夜开城门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因为五十名全副武装的丙队士兵便随着前营溃兵的队尾一口气冲进了延州城。
丙队进城后兵分两路，一路约两个什的兵力在魏逊和梁宣两位什长和队中斥候长细封敏达的率领下直袭彰武军节度府；另外一路三个什的兵力则在什长兼教头沈宸的率领下依次袭击了分别位于西门和南门附近的两处兵营，将忠于高家的两名指挥和九名队正一鼓成擒，其中后营甲队队正常令坤奋起抵抗，被丙队士兵当场格杀。
因此到凌晨寅时三刻为止，丙队已经基本控制了延州城中的局面。
在彰武军五营中直属于高绍基指挥的中营在节度府一战中损失惨重，其指挥高万乾以下七名军官被细封敏达依次射杀，失去指挥又对兵变毫无心理准备的中营士兵在当夜的混战有十二人阵亡，二十一人负伤。
当十八日清晨太阳重新升起时，延州城中一切有组织的抵抗均已被瓦解，被囚禁在高府地牢中的丙队队官李被救出，高允权、高绍基以下节度府十九名幕僚将佐被囚禁，一夜之间，延州的天变了，自后晋末年以来统治延州达五年之久的高氏政权已经面临彻底崩溃，后世的史学家们评价说，这场由基层军官团队发动的兵变直接导致了一年后高氏藩镇集团的消亡。
不过无论后世的史学家们怎么演绎这段晦涩难明迷雾重重的历史，都纯属站着说话不腰痛。因为这场兵变的核心人物兼既得利益者李本人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的反应是如同被人迎头敲了一棒子，整个人都呆住了，一脸噩梦未醒的怀疑神色。
五十个人？兵变？
李用力敲了敲自己的脑袋，如果这是个梦的话，快一点醒来吧！
当魏逊向他单膝下跪详细阐明兵变经过并向他请罪的时候，李依次扫视了一番在场的军官脸上的表情，梁宣一脸洋洋得意仿佛自己立了天大的功劳静等着他嘉奖赏赐，而细封敏达则扛着染血的厚背马刀一副懒洋洋无所谓的神态，杨利和凌普两位伍长神色木然，两只眼睛充血，显然这一宿没有睡好很影响他们的精神，只有跪在地上的魏逊一脸的沉痛悲痛外加痛定思痛，仿佛真的认识到了自己一时急躁操切擅作主张所造成的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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