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梦想。先秦的人们最大的梦想便是从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进阶为拥有土地和奴隶的“大夫”阶层，汉代士人的梦想是能够位列“三公”甚至自己的子子孙孙都能够位列“三公”，魏晋南北朝士大夫们的梦想便是自己的家族能够与帝王家“共天下”，隋唐的士人最大的梦想便是能够成为享受实封的功臣宰相然后拍着自己的坐床变着法子地向后辈年轻人夸耀，至于后面的两宋一直到明清，士人最大的梦想也不外乎中状元、点翰林、入阁拜相光宗耀祖……
不过在广顺二年，这时候天下最荣耀最舒爽的事情既不是封公爵也不是拜宰相，而是拥有一块半割据的地盘，拥有一支相对独立的军队，成为一个事实上的藩镇。一般来讲，成为一方节度使，绝对是一个生活在五代乱世的人今生的最高成就，能够成为节度使的人，基本上都是在那个时代比较杰出比较成功的人士，至于极少数在节度使之外能够得到平章事甚至侍中、中书令加衔从而晋级为“使相”的人，则是一些更加出类拔萃的人，他们是杰出人才当中的杰出人才，是成功人士当中的成功人士。这是那个时代的公论。
李彬这一辈子，也没有想过自己有朝一日可能成为延州地方的藩镇。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延州文官领袖这辈子一直致力于本地文官的政治地位，为此他可以选择和周密合作，他也可以选择向高允权妥协，他甚至毫不避讳地在彰武军中公然培植自己的势力，这些全是为了同一个目的——让延州的文官们在未来的岁月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让受粗鲁单纯的武将操控的延州能够多一份理智，少一丝狂躁，而这种努力的目的只有一个——让颠沛流离的老百姓能够过上稍微安定点的日子。
在这个时代，文官或许为了保命而不得不频繁地更换主子，但是相对那些很少考虑黎庶生计为了权力和地盘打来打去的武将而言，文官们无疑是一个更有政治操守的群体，他们的政治操守体现在即使是在最黑暗最晦涩的岁月里，他们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和使命，他们仍然在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来维系人类社会的生存繁衍基础。如果没有这些文官们的努力，任由一百零七个藩镇肆无忌惮地来回厮杀，人类早就在这片土地上被自己杀光了……
对于廖建忠和张图等人而言，搞掉高允权由李彬来当延州节度使，只不过是换个人来给大家发粮发饷罢了，尽管廖建忠本人颇觉得有些难以启齿，但是事实上在他心里从来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应该。当兵就要吃粮拿饷，这是天经地义的，当一个藩镇既拿不出粮又拿不出饷的时候，这个藩镇就理所当然应该被推翻掉。
这种想法的内在逻辑其实一点错都没有，只是在这里彰武军从军官到士兵似乎都忽略了一点，在吃粮领饷的同时，军队应该承担什么样的义务和责任。
或许在他们看来，你给我们发粮发饷，我们拥戴你做藩镇，这便是军队在享用粮饷的同时所应尽到的唯一义务了。
李文革和之前的延州军官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从来不把士兵是否拥戴追随自己当作一个交换条件来看待，在他的队伍中也没有人敢于用这个条件来要挟粮饷。其实这个的根本原因是李文革自己从来不克扣士兵的军饷和口粮，也不允许手下的军官们这么做，同时他自己也不会克扣军官的军饷和口粮。这件事情看似简单，但真正做到却绝不简单，若是手中没有足够的钱粮，李文革是没有条件这么做的。
李文革的幸运仅仅在于，他最初只有一个小队的兵，而背后却有李彬和秦固两方面的全力支持。而在他的部队大幅度扩充之后，他又已经拥有了抄高家府库掠来的大量浮财——虽然说这并不是真的打土豪分田地，实质效果却是一样的，李文革自己有钱养兵，自然可以不用克扣军官士兵的军饷口粮。而粮饷充足的官兵们只要不想砸掉自己的饭碗，就不可能主动背叛给自己发粮发饷的李文革。
在一支基本上不存在克扣粮饷问题的军队里，军纪也好，战斗力也好，都是可以稳步提升的，任何个体的不满都不可能在军营中激起连锁反应，因此或许会出现个把逃兵或者叛徒，但是整建制的叛乱或者哗变却绝没有可能。
李文革认为，士兵们获得足额的粮饷是天经地义的，同样，他也认为士兵们遵守军纪并且在战场上奋勇杀敌是天经地义的，不管有没有他李文革，都应该是一样的。这种观念在他的部队中或许很少有人能够将之形诸语言，却已经在无形中渐渐树立了起来。
也正因为如此，廖建忠等人所率领的那些墙头兵在李文革所率领的士兵面前几乎就是一群纸糊的乌合之众，而廖建忠等人也很清楚这一点，因此才会提出推戴李彬为彰武军节度的建议。
这是一次罕见的妥协，是延州军方历史上第一次向文官集团作出妥协，而造成这种妥协的原因则是文官集团本身拥有了一支令军方望而生畏的武装力量。
李彬心中暗自叹息，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自己保举李文革出任队官才仅仅半年多一点，延州局面居然便有了如此戏剧化的变化，一向视文官为草芥的武将们居然主动提出推举一个文官来担任节度使……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马上得天下，信哉斯言……
若是早上个一二十年，李彬还有些少年意气的时候，说不定真的会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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