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青松的“编著”相当严谨，书末专门注明“资料来源”。当然，在我这个历史学出身的读者看来，如果每段文字直接注明出处，效果更佳，而且瘦身幅度也会有所降低。在瘦身内容中，有胡耀邦在1979年6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小组会上的讲话：“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url=g boot]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或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坚持认为我那样做是从大局着想的，即使多数人反对，我仍要保留自己的看法。”仅就我的目力所及，这段文字已经被胡绩伟《劫后承重任 因对主义诚》（《书屋》2000年第4期）、胡德平《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下篇）》（《财经》2008年第17期）、李锐《向胡耀邦学习》（《炎黄春秋》2009年第4期）多次引用，完全可以收入书中。
《真话》虽然被瘦身，但没有被阉割，灵魂依然健在。我读完后又买了一本，网上有个段子：“等咱有了钱，喝豆浆吃油条，妈的想蘸白糖蘸白糖，想蘸红糖蘸红糖。豆浆买两碗，喝一碗，倒一碗！”我不能免俗，碰到好书也习惯买两本，一本留着自己看，一本送人。这样依然意犹未尽，又把它推荐给网易读书频道的朋友，《真话》很快成[url= boot.1。这两年对历史的回顾，贯穿了一种从“今个儿真高兴”到“明天会更好”的逻辑。这种逻辑，我把它称作“励志进化论”，如果在事业失败或者感情失败之后，这样自励，没有太大问题，但是以此进行集体自慰，就会产生打鸡血的效应。首批注射了鸡血的同志，异常亢奋地发明了从“今个儿真高兴”到“中国不高兴”的逻辑，既然我们自己高兴了，就有权力让别人不高兴。在他们那里，似乎只有别人不高兴，自己才最高兴，明天才更好。
历史的主要功能不是励志，更不是打鸡血，而是提醒人们反思，让思考成为一剂疫苗。对于30年的历史，作为亲历者，我对当年的幼稚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但是《真话》还是时时让我惊讶，原来我们幼稚到——借用网络和动漫常用的一个词——几乎是“幼齿”的程度。1979年5月的《大众电影》风波，是经常被提起的一个事件。这本培养了几代审美趣味的杂志，在封底刊登了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的接吻剧照，一个热心读者愤怒地写信抗议：“社会主义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是拥抱和接吻吗？”接着升华到阶级立场的高度：“万没想到在毛主席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你们竟然堕落到和资产阶级杂志没有什么区别的程度！”中国当代历史上，有很多封著名的“群众来信”，有的甚至预言着历史进程，好在这一封虽然著名，却没有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杂志收到了11200多封读者来信，让这位读者失望的是，赞同它的不到1/3。
《真话》接着还讲了另外一个故事。首次出现接吻镜头的国产电影《生活的颤音》公映时，为了“维稳”，许多地方临时增派消防官兵驻守影院，传说男女主角接吻时嘴上贴了层膜，观众们翘首以待，准备仔细观察那层薄膜是否存在，遗憾的是，男女主角刚刚蜻蜓点水，女方家长就破门而入。看了这段花絮，我立即跑到视频网站找到这[url=]部电影，想通过慢镜头获得谜底，可是视频效果太差，未遂。但这部1979年的电影让我产生了兴趣，电影以1976年的“四五运动”为背景，男主角是一位小提琴家，他坚持演奏悼念周恩来的作品《一月的哀思》，遭到一位文化部副处长的跟踪，却受到了一位美丽姑娘的青睐，无巧不成电影的是，处座又在追求这个姑娘。故事套路非常常见，不常见的是这部以文化部官员为反面典型的电影，获得了文化部1979年优秀影片奖。不过，这从逻辑上可以解释，在电影中出现的是被“四人帮”控制的文化部，颁奖的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文化部。同一年、同一个领域甚至同一部电影，传递出不同的信息，既可以看到乍暖还寒，也可以感受到春水东流。
tjc24
快写续吧，等不急了。
kykykyl 20053
小姨早上收拾了一旅行包东西，走之前说她要一个星期不回来，去到外景地拍片，让我自己照顾自己。
我问她要去哪里，她说她也不清楚，到了公司才能知道。我让她把拍的片子带回来给我看。
小姨摇着头笑着说：“那可不行，非等成品销售了才能给我一套，别急，等拿回来第一时间就让你看。”说完亲了亲我，就开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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