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财政权上，朱敬伦不再给尚书省下限制，无论多大的财政拨付，只要尚书省认为合理，他们都可以自行决定；另外是外交权，之前朱敬伦在大政外交上基本上是亲自来抓，因为他确实有这方面的经验，而陈芝廷政府实在是陌生；最后是将司法权力也完全移交，之前各种法律基本上都是朱敬伦亲自抓的，但现在只要尚书省认为有必要出台新的律法，朱敬伦闭着眼睛签字，根本就不看一眼。
唯独军权还牢牢掌握在朱敬伦手里，但已经开始让政府对军队有一定的限制了，比如军队的预算问题，基本上全都交给了尚书省来审核，朱敬伦不加干涉也不给政府施压。
下放权力之前，朱敬伦处理了最后几件重要的事情。
首先就是军队的事务，军权是不敢交给别人的，这是关乎到这个国家基石的问题，不由得朱敬伦采取保守的态度。
让政府对军队有一定的制约，是目前能做到的极限，至于让军队听命于政府的问题，目前并不在计划表上。
大明的军队客观来说已经很强了，但跟最先进的西方军队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或许打一下二等的意大利等队没问题，但是跟英法等最强大的军队抗衡，还有差距，差不是差在士兵的技术问题上，训练这种东西大明军队已经完全引入了西式方法，差距主要是军队的管理和军官的素质。
大明军队引入了参谋制度，引入了独立的后勤、财务制度，但军官素质达不到要求，管理依然比较混乱，大明军队还远远称不上是一架战争机器，充其量也就比清军强大一些，跟英法相比还有差距，更不用说跟精密的普鲁士軍队相比了。
军官素质又差在两方面，第一是他们科学管理的基础太差，让一个个过去连数学都没接触过的军官，直接转换成基于数字的精确管理上，实在是不现实的事情；第二则是他们自身的思想问题，尽管通过学习西方，大明军队的战斗力提升是有目共睹的，但依然有许多军官鄙视西方，鄙视西方，就不可能诚心诚意的吸收西方在十九世纪爆发的现代知识，迟早还是要落后的。
朱敬伦觉得，他之前能在国内做的已经做的足够好了，他建立了军校，让大多数中高级军官都进军校学习过，但是学习的效果他无法保证，军校无法影响的正是他们的思想，另外军校中主要的教官，也只是瑞典等欧洲二流军事国家的军官，水平也有限。
所以北亰之战过后，朱敬伦就开始选派军事留学人员，他没有精挑细选，而是直接一刀切，凡事年龄在三十岁一下的军官，全部派去西方，派到各个国家去，经过外交沟通，英国和瑞典、丹麦和德国一些邦国，都很愿意接受中官到他们的军校学习。
之所以让几乎一个断层的年轻军官都去，是因为鄙视洋人的思想是普遍存在的，不是个别人的行为，因此干脆将学习能力强的年轻人都派去。让他们切身的看到欧洲在这个时代的先进性，看到欧洲军队在这个时代展现出的碾压其他地区的战斗力，用事实来打击他们的盲目自信。
朱敬伦不希望国人面对西方的时候的盲目自卑，他也不想看到自己手下的官员那种盲目的自信，不管是自卑还是自信，只要是盲目的，就是不客观的，他追求客观，实事求是。
在这种一刀切的政策下，不但大量的中低级军官不得不去西方，连一些高级军官，比如文鸢这种统领级别的军官，都得去西方走一遭，不得不说大明军队实在是一只年轻的可怕的军队。好处则是，这次选派，几乎包含了各个级别，一旦他们回国后，会带来一股从上到下的新气象。
军事问题之外，还有一桩法律问题，拖延日久的对侯进和张千山的审判工作。
这俩人身上的罪名是谋反，即便是这样的重罪，目前依然要走法律程序，由广州最高法官亲自审理，同时允许他们雇佣律师辩护。
张千山事情做的稳妥，始终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有谋反的意图，无论是他说的话，还是做的事情，都无法证明他当时确实谋反了，说话方面，他自始至终对所有人都说，是为了保证朱家江山，他进兵广州是因为保住朱敬伦儿子的继承权，担心有逆臣谋反。
唯一的破绽是张柔没给他写那封信，也就是说张柔并没有怀孕，而张千山假托女儿写信告诉他自己怀孕的事情。可是在审理过程中，张柔出面作证说，她确实写信了，张柔表示她当时大夫诊断自己怀孕了，所以写了这封信，结果发现是误诊。
显然张柔做了假证词，这不是朱敬伦让她这么做的，朱敬伦恨不能让张千山这个搅屎棍子伏法，但张柔是张千山的女儿，在最关键的时候，她选择了救自己的父亲，朱敬伦又能说什么呢，这是人性，他甚至都无法以此苛责张柔。
张千山因为朱敬伦的妃子张柔的证词被无罪释放。
侯进的审判就更麻烦了，侯进是军方元老，还是朱敬伦的兄弟，这是外界公认的。
朱敬伦也从没想过要杀侯进，杀了这个人影响太大，尽管这个人没什么本事，但是他身居高位，最关键的是他的身份很特殊，他是朱敬伦起家时候就跟着朱敬伦的，在朱敬伦起家之前还跟朱敬伦一起打过仗，是别人眼中朱敬伦的生死弟兄。
如果侯进被判死罪，确实能够彰显法律的权威，让大家对法律感到恐惧，连那么显赫的认为都得伏法，谁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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