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买了一架小轮轴车。杨星辰发现西安城里有不少卖水的小贩，人人都有这么一架车。其实制作非常简易，无非就是几个坚固的轴承而已。杨星辰想抢金条大洋，可不能靠自己背，那能抢多少，还不方便跑。干脆我弄一架小车，要干就干一票值的！杨星辰把买来的小车加固了再加固，可别一跑就散架子了。还跑了几趟铁匠铺，拿着自己画的图样让人订做，回来再自己装上。连马都重新换了一副马掌。
杨星辰的抢劫目标就在革命公园往东不远一个十字路口，现在叫西五路和解放路的交叉口。杨星辰当然也没有傻到直接住到抢劫目标的跟前，还是有一段距离的。这个地方不算是特别繁华，离那些军警宪特机关也比较远。杨星辰为什么忌讳那些军警宪特机关，当然理由很简单，这些机关都有带枪的警卫部队，有的还相当多。
而且最关键的是，这种机关往往对突发事件的反应，比起民间的单位，比如说陕西省党部，那要快的太多太多了。省党部听起来神气，其实打起仗来屁也不是。张雪良派了几个兵，就把陕西省党部给砸的稀巴烂，人人都挨了一顿臭揍。
杨星辰选择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理由，西安城繁华的地方当时主要在南大街和东大街附近。东大街还宽敞一点，但当时最繁华的闹市区莫过于南大街附近的五味十字一带，那就不是一个好地形。街道不仅狭窄而且不直，曲里拐弯的。这样的地形即使有马也跑不快，总不能不顾行人纵马践踏吧。
革命公园这一带多好，街道又宽又直（当然是按民国的标准），本来就是方便省府要人们的汽车来往的。因为汽车多，所以这一带的行人也知道要走人行道，别挡着汽车路被撞死了。
杨星辰在筹备自己的抢劫计划的时候，周恩莱正在晃晃悠悠的骡背上往延安赶路。这个时候延安还不是革命圣地，**们还在保安，延安在张雪良东北军的控制之下。为什么到延安就行了，因为延安有飞机场，张雪良派来接周恩莱的飞机可以降落。当初张雪良和周恩莱谈判，为了保密就是自己亲自开飞机到延安的。如果大家对张雪良这一点极度佩服，那倒也不必，我敢说如果是现在的战斗机，那打死张雪良他也飞不了。民国时期的飞机，操作起来要比现代飞机，简单得多了。
这一点我多啰嗦几句，因为本书的后半部分，大家将会看到一个空中英雄，杨星辰的同父异母弟弟杨六郎，所以跟飞机有关的事情我愿意多扯几句。现在大家都知道，中国每年的空军招飞体检有多么严格，但在民国时期，你绝对想不到有多么不严格。
就拿日本的飞行员体检标准来说，最严格的是海军飞行员。你能想象，当一个海军飞行员的最关键条件，是你的命好。
您没有看错，就是算命。
怎么算呢？很简单，就是找算命先生先算一算，看你的命硬不硬？通俗的说，你是不是一个福将。因为日本人认为，在飞行这个高风险领域，强健的身体也好，高超的技术也好，什么都比不上一个浑身狗屎运的家伙，更能够一帆风顺。
这种观点你还真不能说完全是迷信。大家都听说过日本海军的三大福星舰：雪风、时雨和野分吧。就拿首席幸运星雪风号来说，战争初期造舰，历经整个二次大战，从未有生命危险。炸弹落上去成为哑弹，炮弹打过来留下一个窟窿眼儿。它给谁护航谁就要倒霉，铁定死啦死啦没说的，可它自己就是平安无事。日本海军总共造了82艘驱逐舰，太平洋战争总共沉没81艘，剩下一艘几乎接近毫发无伤，就是这个大福星。几乎参加了所有的海战，遭遇过无数次空袭，只死了不到十个水兵，还有两个水兵失踪，四任舰长均平安退休。你说碰上这样一个幸运儿，还有什么道理可讲。
所以民国时期的飞行员，身体要求真的不高。更不用说，当时不管是英美苏飞行员，还是日德飞行员，每顿饭必有酒。喝完酒后再来一根雪茄吞云吐雾，足以使后世飞行员羡慕得流口水。
所以，瘾君子张雪良能够开飞机，没有什么奇怪。
话说回来，骡背晃得几乎所有随行人员都在打瞌睡，但周恩莱毫无困意。周恩莱对于西安事变的态度，是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的。周公这个人，虽然性子偏软，但睿智在党内是有名的。他由于长期负责党的外交工作，所以对国际国内的形势，他要比党内很多同志，都认识得更为清楚。
很显然，要想让中国的抗战在国际上获得更大同情，没有江结時是不行的。别看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但说到底共产国际靠谁，还不是要靠苏联。而苏联一贯对中国的认识是，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什么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说穿了就是国民革命，也就是说苏联一向认为，中国革命就是国民党的革命。**不过是国民党的助手而已。
为了这一点，可以说共产国际，也就是苏俄，同中国党的几任领导人都产生了很大的矛盾。不论是陈读秀也好，瞿求白也好，还是茅则冬也好，都不同意这种对中国革命的解读。但也都因为这一点，可以说屡次受到挑战和打压。而为什么王名同志就招斯大林同志喜欢，就是因为王名同志特别相信这一点。可惜的是，一直到现在，相信这一点的同志们，在中国党内仍然占据相当部分，这也是茅则冬同志的很多正确主张，长期以来总是居于被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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