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地方豪强。所谓豪强，要么是当地门阀大族，要么是土著大姓士绅。这些豪强要么身为州郡要职，要么以民俗压迫正法，能以宗族号令百姓，在州郡府之上左右当地民生。如今各州刺史，便是强如湘东王、邵陵王者，也要通过对其联姻施恩，甚至任命其为州郡要职，才能保地方无舆。
而在益州、宁州、广州、交州，这些边疆州郡，豪强势力更是远大过中央势力。有见识的正直豪强也许能有几分忠君爱民的念头，或辅佐国家治政，或护佑地方民生。然而大多数豪强却不过是地方恶霸，要么左右干扰治政，要么巧取豪夺，仗势奴役百姓。
就说这岭南地界，百越蛮族杂居，便有当地大族命部曲冒充蛮人打劫外地来客，官府无人能管，因为这些大族本身就是官。于是，来往各州郡的旅客，到了一地必要附上安路费给当地豪强才能保证旅途通畅，便是京中门阀的商队到了地方也得按着地方豪强的规矩来。交州李贲造反看起来是交州刺史萧谘官逼民反，而内在却颇多隐情。李贲家族正是交州豪族，他早年间的志向正如南朝有志寒族子弟一样，想投身仕途用满腹才学治政救民。世家子弟二十可举仕，寒族子弟三十可举仕。李贲便在三十岁那年，与志同道合的好友怀揣着理想，到了京城。辗转攀识了当时的尚书省吏部尚书，就是贵嫡外祖父蔡公，蔡公岂会理会这两个南疆无名寒族后生。便命属下随便给任一职，于是给了门郎一职，就是西小门广阳门的门吏。李贲在京城遭遇绝望和侮辱后返乡，又见交州主君萧谘残暴无德，这才激起了反志。若李贲仅是平民或寒士，便是遇到天大的不公，或怀着天大的野心也会无能为力。可他是交州豪强李氏的嫡系子弟，李氏在交州数代盘根，与当地另外几姓豪强联络有亲，一反俱反，这才掀起了国祸。如今年号百官俱置，已然是建立起了一个，而我们的大朝廷三年来遣将征讨无数，却次次铩羽而归。交州李氏并非是地方豪强中最强盛者，南朝五十三州处处都有更加强势的豪强。天平盛世，皇帝与藩王还能震慑。若国将有变，皇帝仙去，又将如何。
不过话说回来，豪强任地方官大多还会图治民生，因为他将地方当作自家，将百姓当作宗族。可若是外来委任的地方官呢，或门阀郎君，或寒族文士。这些人在地方都是过客，有的是为博得进身的名，有的是为了取得安身的利，有的不过是散淡生活的娱戏。所以，当地城池的破败，耕种的艰辛，民众的贫寡，与他何干，反正他只做三四年的主君。
若地方官都散淡无为，或者为名有为，倒也还好。可偏偏大多地方官却想在任内做一次地方皇帝。百姓将地方官称为父母官，为什么是父母官，因为直接决定他们的生死，裁判他们的有无。想打即打，想骂即骂。地方官是民之父母，也是民之主载，是高高在上的朝廷伸到民间的代言人。百姓看到的地方官，就是百姓看到的皇帝。百姓对地方官的感受就是对国家朝廷的感受。可南朝的太守内史们，是怎样为人父母的呢。湘东王司马鱼弘，外放历任南谯、盱眙、竟陵几郡太守。他曾亲口说，“我做郡君，所谓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民庶尽。人生短暂，就该享尽富贵。”盱眙、竟陵都是富庶之地，供养一位这样的太岁也还一时不能耗尽。可南朝贫郡还有更多的鱼太守们，他们横征暴敛，巧立名目盘剥百姓，没良家儿女为奴，无恶不作，俨然就是地方的皇帝和太阳。这些南朝的基石变成了南朝蛀虫，别说是木树，就是石厦，也能啃光。
皇室、门阀、高官、豪强，这些人本已是人上之人，却还要享受国法之特权。有爵者，无论王公侯伯子男，均可享有法制豁免权。有罪犯逃至爵府，有司不得进府抓捕。有爵有职者家族及门下部曲奴隶免徭役。买卖资货，不收或者仅收微薄市税。更可怕的是，这些人占有国之大部良田土地，却不交或者仅交极少赋税。
南朝太平盛世五十年，积攒了如山的财富，却只有小部分是国财，大部分入了皇室、门阀、新贵、豪强的私囊。可就是那已经不多的国财，却还不是用做军费、民费，而是供养等数不清的爵位以及寺庙。说来可笑，被民脂民膏供养之人，俱是南朝最富之人。南朝数千所寺庙，个个圈地放债，屯粮蓄奴，却还要众民布施。若说南朝最金碧辉煌的建筑，可能连王府都要让位给寺庙。皇帝每次舍身赎回花费的万亿钱财，舍不得从国库中调拨，而是让贵族和朝臣捐款。却不知，建造一金银便是十个皇帝也能赎出了。
晋南王，您看清楚南朝的财、权、物都流向何处了吧。再肥壮的参天大树，也不够蛀虫啃吃。朽木驻空，虽死不倒，但只要有一指外力相加，便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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