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能、敖留孔的策略就是我早已定下的战略方针，所以要铲除东林党为税收改革铺路，暗中组建嫡系是要强干弱枝，此二人就是我新朝廷的文武之首了。
选他们为文武之首是有道理的，这叫志同道合，军政两项是根本，是道，其他的有一方面的才能的是术。术可以有五花八门，水利建设的、武器研究的等等。道则是底线，是术的前提或者基础。没有兵马钱粮敌人打来就得玩完，你那些五花八门的都没有机会弄。要么被敌人杀了要么为敌人所用。
二十六岁叫明春的对朝廷的刑法有自己的观点，认为刑部应该从朝廷到各省在到各州府各县单独设立衙门将案件的调查审理归入刑部。并且有监督和调查地方官的权利。我看了看这是整顿吏治，纠正贪污**的节奏呀。想想也是朝廷新政需要各省各州府各县的官员去执行，新政不利于天下官员的利益，谁知道他们怎么乱七八糟的给你搞，或者是消极怠工。看来很有这个必要这么搞。
三十三岁杨国谈开海禁，言道下海经商者不少，数倍甚至十倍之利，每个海商无不是家资数百万两之巨，福建总兵官郑芝龙以海贸及海上路引每年获利就超过千万两白银：“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
郑芝龙之盛，此时荷兰的东印度公司都无法与之竞争，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贸易上，史载郑芝龙部下成员，个个富至千万，少者百万，户官郑泰守金门，资以百万计，可见开海之利何其大也，朝廷与其名为禁海实为开海，使税赋流失，莫如朝廷正式开海广设市泊司（海关）征收赋税充实国库。
二十七岁李常春大谈盐铁专卖。朝廷盐铁专卖税低下，应当改革整顿，并常篇大论举实例。宋高宗时（就是南宋），同样是半避江山，每年朝廷收入在八千万贯（宋朝时用铜钱一贯等于明朝一两白银）以上，大明的税收即使在最高的时候也只有三千三百万石，这还是在永乐年间取得，到后来就每况愈下。
要说南宋时经济比大明还要达，这有点不可思议，就算初期如此，到大明后期也不可能赶不上四五百年的宋朝，可是随着经济的增长，大明的税收反而愈来愈少，只能说国家的税收正策出了问题。
大明初期，朝廷除了正税收入外，茶、盐、铁、瓷、丝的专卖也是一大进项，这五项加起来，往往可以和正税相当，只是后来随着吏治**，专卖成为官员们上下其手捞钱的工具，田赋几乎成为朝廷收入的唯一来源，税收越来越窄，收上来的税自然也越来越少。
正是依靠商税，南宋的税收才远高于大明，可怜大明商税只有三十税一，就算这样，一年也有七八十万两银子的收入，到了崇祯时皇帝被忽悠的连三十税一也免除，这几十万两银子也就泡了汤，结果为了一年省下二十万两银子的开销，皇帝不得不裁减驿卒，连累李自成失业，成了自己的掘墓人。
如果能够厘清吏治，茶、盐、铁、瓷、丝重新建立专卖，将商税扩大到十税一，加上海关，银行，朝廷一年的税收就是过亿两，熊亮波也不会奇怪，可惜前面三项牵涉的人太多，贸然动作只会让地方混乱，在没有掌握朝廷挫败满人和李自成稳住防线前，熊亮波不会去做，但只要防线稳住便要立刻实行，否则大军粮草军饷都成问题，纵然挫败满人和李自成朝廷也难以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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