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魏源《海国图志》
上次我们说到北魏政府开始施行“俸禄制”，并对于贪污“0容忍”，一旦拿获，立即处斩，绝不姑息。这个政策施行不久，淮南王拓跋佗上书朝廷，要求停止“俸禄制”，而仍用“旧有制度”。
说到这里，我们需要看一看拓跋佗所说的“旧有制度”是怎么回事。北魏帝国自拓跋珪开国以来，一直就没有给官员发过“工资”，查看“度娘”的解释，说北魏官员在“俸禄制”之前没有工资，就靠着贪污、掠夺以及皇帝赏赐过活。这个解释其实只是说了表面现象，其实，当拓跋鲜卑崛起于草原上之时，无论是以前的代国以及后来的北魏帝国初期，都采取了一种“部落联盟”的政治形态，国家本身就是由几十个大的部落结合而成，然后大的部落下面统领着众多小部落，对于帝国皇帝而言，他是不能直接管理国家最底层的牧民单位的（史书称之为“一落”，就是“一户”的意思），基层牧民都是通过一层层的部落组织来管理，而皇帝只需要管理部落的领导人即可（史书称之为“部落大人”，我们在连载里通常叫他们“部落酋长”）。各个部落只要给皇帝交足“贡品”（小部落给上级部落交“贡品”），在本部落所辖范围的区域的所有收入都归各层级的酋长所有。这个组织结构其实就是标准的“封建制”，也就是“分封建国制”，和东周列国的“王、公、卿”国家管理体系十分相似。
如果大家对这个概念比较陌生，我们不妨用现代的公司管理制度来打个比方。这个“部落联盟”的国家其实和“股份公司”的结构比较相像。皇帝就是最大的股东兼董事会主席，而所有的管理者，总经理、各级经理、包括一般员工等等都是公司的“个人股东”或在公司的“法人股东”中持股，在这种结构下，大家没有工资，收入只是单纯靠公司“分红”而已，只要公司运营良好，利润丰厚，“分红收入”当然会大于“工资收入”，于是所有员工都很满意。对于“部落联盟”的帝国来讲，各级官员的收入包括自身部落的畜牧生产收入，以及跟随“皇帝”四处征战所劫掠的收入。
在这种体制下，所谓的“贪污”其实是一种在“制度允许”下的模糊概念，它有可能产生于：“牧业生产丰收，但隐瞒不报，于是少给皇帝上缴”或者“边疆战争大胜后，隐瞒劫掠所得数字，从而少给帝国上缴”。皇帝判断大臣是否“贪污”也是个很模糊的直觉问题，有点像零售业的采购人员的收入，公司明知采购人员会有“灰色收入”，但这已经成为行业惯例，只要采购人员做的不是太过分，公司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可是随着北魏帝国的扩张，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后，国家生产结构产生了质的变化，大量的“耕种农民”纳入国家体系，帝国逐渐演变成“游牧和农耕混合业态”。对于帝国来讲，“农耕业态”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在相同面积的土地上，“农耕业态”能产生的经济收入要远远大于“游牧业态”，于是“农耕业态”无论从人口、粮食、资金等大数据来看是“游牧业态”望尘莫及的。国家从原来“低利润率”的行业进入到一个“高利润率”的行业，原来的“部落联盟”管理方式就会给各级官员上下其手，大肆贪污创造了更广大的空间。
同时，作为“高利润率”的代价，“农耕业态”的管理难度又比“游牧业态”要复杂的多，需要的专业管理人员也就更多。于是，在北魏帝国官僚体系中就出现大量“职业经理人”—汉人官员。有的汉人官员出身世族大家，比如崔浩，就算没有俸禄，靠家族收入也可以糊口，所以崔浩就有闲情逸致搞什么“观星”的兴趣爱好就不难理解了；可是像高允，家境贫寒，所以在拓跋浚朝已经做到“宰相级”高官，皇帝如果一段时间忘记赏赐，加上自己道德水平比较高不愿贪污，高允就不得不让儿子上山砍柴以补贴家用。
在这种情况下，帝国采取“俸禄制”就变得迫切起来。这种制度的改变，其实是皇帝和大臣之间利益的再分配，还是用现代企业制度打比方，大臣通过“俸禄制”一改过去“股东”的身份，而变成了“职业经理人”，而整个帝国就变成了皇帝的“独资企业”，皇帝变成这个公司唯一的股东，而通过薪酬体系来豢养整个官僚体系。这种制度其实在法理上加强了“中央集权”，对于提高皇帝的权威大有益处。
可是通过以上分析，大家不难发现，这个制度的改变，必然会触及原来各个“部落酋长”的利益，在“利润丰厚”的南方地区，通过“贪污劫掠”所得肯定远远大于“薪酬所得”，于是史书中提到的淮南王拓跋佗公然上书反对改革就不难理解了。
冯太后知道拓跋佗的建议具有一定“群众基础”，所以在朝堂上公开讨论这个问题，史书记载大臣高闾慷慨陈词，赞美新政，全力支持“二圣”（冯太后和皇帝拓跋宏），在冯太后的大力支持下，拓跋佗恢复旧制的建议毫无悬念地被驳回，而这一场“共议”也显示了冯太后的执政手腕：我并不是没有给你们“保守派”发出声音的机会哦，朝堂共议结论已定，以后谁要再敢私下议论朝政，可别怪我不客气。
看“俸禄制”的内容，其实对于鲜卑贵族打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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