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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85年，北魏帝国大臣李安世上书朝廷：“每次遇到灾荒，老百姓就四处逃散，他们的田地大多被豪强贵族们所霸占、掠夺。朝廷应该使土地平均化，使耕者有其田。另外，对于田产纠纷，应限定裁决日期，对于难以明断又拖的太久的田产，一律归现在使用人所有，以杜绝谗佞欺诈。”皇帝赞赏李安世的奏章，于是开始讨论均田方案，并于同年10月，派遣政府官员，深入各州郡，开始会同当地州长、郡守推行“均田政策”。帝国颁布的“均田令”大意如下：
帝国15岁以上男子，每人配给没有种树的农田40亩（露田），女子每人20亩，一头牛可以再得到30亩露田，但以4头牛为限。如果是隔一年才能耕种一次的贫瘠土地，则增加一倍配给；如果是隔两年才能耕种一次的贫瘠土地，则增加两倍配给。老百姓到了年龄就配给土地，年纪衰老或死亡，则政府收回土地。对于奴婢和耕牛，则根据数量多少决定还田还是受田。第一次受田的农户，男子每20亩，允许种桑树50棵，这种“桑田”可以世代经营，不必交还政府。粮食有盈余的农户，可以自由出售余粮。对于地方官员，在官府附近，按照等级，配给一份公田，地方官离职时移交下一任官员，如果私下出售田地，依法定罪。
中国历朝历代，“土地兼并”问题一直就困扰着历届政府，这里面确实有天灾**的原因，但很大程度上还是人为因素占主导，土地在一开始分配时就会出现不公平，有权利势力的人自然会拿到优良土地，一般老百姓则没这个福分了。当国家遭遇战争之后，人口大面积减少，人均可耕地增加之时，上述土地分配不公的矛盾就被“充裕的土地”掩盖了，只要政府不太过“利令智昏”，只要分给人民土地，则养家糊口奔小康则完全没有问题，我们所看到的历史上的“盛世”就出现了；但随着人口增加，人均可耕地的减少，上述矛盾就不断尖锐起来，加之人们对财富无穷尽的渴望，土地兼并日趋严重，许多农民就变成“无地游民”，暴乱起义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暴乱一旦发生，原来有土地的农民也会由于战争不能从事生产而被动成为“流民”，于是战争越来越大，国家混乱，人口又一次大面积减少。之后，随着战乱逐渐平息，国家统一，再重复上面的循环。
看我国记入史册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等，无一不在大的之后，人民大面积减少，社会矛盾因此减轻，人民渴望和平，同时人均生产资料相对富足的大背景下产生的。
我们并不否定这些盛世当朝皇帝的“英明神武”，但不能否定的是外部环境也给了他们施展抱负的条件。如果脑洞大开，假设唐朝和隋朝的时间顺序颠倒一下，我们的隋炀帝没准也能变成隋太宗，而唐太宗没准也变成了唐炀帝了。时势造英雄真是一点不假啊。
在战火纷飞的魏晋南北朝，在经历了近200年的大混战之后，在北魏颁布“均田制”之时，北中国从社会层面讲已经具备了“盛世”的条件：人口很少，人均生产资料增加，同时战争逐渐平息，国家渐趋稳定。“均田制”的提出也适时的配合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形势。
不过，北魏帝国施行“均田制”想法很好，可是还是要有自由农民可以“均田”才行。而当时帝国人口很多还在以汉人为主的“世家大族”手里控制着，这也是魏晋时代的一个特色。由于连年战争，老百姓为了生存，就会结“坞堡”自守（参见“新皇登基”），坞堡又叫坞壁，是一种亦耕亦战的准军事组织，老百姓聚居在一起，通常会选出“堡主”，而这些“堡主”通常都是出自当地的“世家大族”。久而久之，这些坞堡组织就变成一个“纳税”单位，帝国收取赋税并不是针对每个农户，而是针对这些个“坞堡”，而依附于这些坞堡的农民，只向坞堡纳税，并不向国家负责，而坞堡主对于农民收取的税赋其实是大大高于国家法定的税收的，史书称之为“宗主督护制”。
可以想见，坞堡主隐藏人口不上报，对“依附农民”进行压榨剥削就在所难免，史书记载，北魏帝国当时户口隐瞒不报的情况十分严重，有时一户中竟然有五十几家居民。于是，当政府派出官员深入州郡推行“均田制”时，一定会受到这些世家大族的抵触和反抗。
为了和这些“世家大族”争夺人口，在北魏帝国推行“均田制”4个月后，即公元486年2月，大臣李冲上书建议：“应该依据古代的方法，五户设立一个邻长，五邻设立一个里长，五里设立一个党长，选派乡中强干而又谨慎的人担任。邻长家免除一个人的差役，里长家免除两个人的差役，党长家则免除三个人的差役。三年之内，没有过失，则加升一级。对于老百姓的户调，一对夫妇征收一匹帛，二石粟米。大体上十匹上缴国库，二匹作为额外追加，三匹作为支付官员俸禄。除此以外还有杂税。老百姓在80岁以上的，可以免除一个儿子的差役。孤儿、孤寡老人、残疾人以及久病不愈者、贫穷无法养活自己的人，要由邻长、里长、党长轮流供养。”
可以想见，李冲奏章所建议的“三长制”就是针对世家大族的“宗主督护制”而来，被侵犯利益的世家大族怎可束手待毙，一场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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