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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说到北魏帝国的大臣李冲上书朝廷，建议实施“三长制”以取代现行的“宗主督护制”，孝文帝诏令文武百官讨论这个方案。中书令郑曦等人都认为行不通。这时太尉拓跋丕说：“我认为，这种办法如果施行，对朝廷和个人都有好处。但是，现在正是征收赋税的月份，校正户籍，百姓一定会因苦生冤。我请求过了今年秋季，等到冬季派官员到各地办理，这样做还是比较合适的。”拓跋丕是鲜卑族宗室老臣，“三长制”主要针对汉人的“宗主督护制”，和他没啥利害冲突，所以拓跋丕“站着说话不腰疼”就不难理解，不过这个老狐狸也不愿得罪汉人大臣，于是提出暂缓施行的建议，确实是官场一把好手。
李冲反驳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果不趁现在征收税赋的时节去办理，老百姓只看到校正户籍的麻烦辛苦，却没有看到减免徭役税赋所带来的好处，一定会心生怨恨。我们就是要利用征收税赋的月份，使老百姓知道税赋公平。他们了解到这一点，又从中得到了好处，推行新政就容易的多了。”
此时文武百官却说：“按照九个等级进行征税，已经实施很长时间了，一旦要改变，恐怕会引起骚乱。”史书并没有详细介绍“九等级纳税”的具体形式，但估计可能是按照行政片区的富庶程度，分成九个等级收取固定税赋的政策。这种政策操作简便，在战时应该行之有效。不过在天下太平的现在，就不能做到精细化管理，不能监控到人口增长带来的红利，皇帝又怎能会支持这种言论？
最终，冯太后说：“设立邻长、里长、党长，田赋捐税仍然有一定标准，被包庇隐藏的户口就可以查出，侥幸逃脱的人也可以得到制止，为什么说它行不通呢！？”
冯太后发话了，谁还敢再反对，公元486年2月13日，北魏帝国开始建立邻长、里长、党长制度，重新核定百姓户籍。老百姓开始为此都愁苦不安，豪强世族尤其反对。不久，政府赋税的征收额减少到过去的十几分之一，世家大族和百姓才渐渐安定下来。
北魏政府推行“三长制”所遇到的“民怨沸腾”的情况以及最后“减税”的解决方案，其实给试图推行改革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方案。
改革一般都会涉及利益的转化和改变，这也是“改革者”容易得罪人，引发众怒的原因所在。著名的“商鞅变法”虽然让秦国国富民强，但变法者商鞅最后却被秦王以车裂酷刑处死以安抚愤怒的贵族，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例子。
参考北魏政府通过减税来安抚民心，推行“三长制”的方法，我们在改革时其实也可以通过两步来推进：第一步，只是对流程或是管理方法进行改革，但通过调整税率、利率、社会保障等一系列手段，尽量维持改革前各个组织机构或个人的既得利益不变，这样改革所受到的阻力将会很小，而绝大多数人不会意识到未来改革即将对他们产生的影响；第二步，当大家已经适应新的流程和管理办法后，再把税率、利率、社会保障等改回来，这样利益遭受损失的组织或个人尽管心有不满，但新的系统已经运作，他们也就失去和政府“叫板”的筹码了。
这种给“改革”划辅助线分步走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还保护了倡导改革的设计者，把被“改革”的人的怒气平摊给“改革者”以及之后调整税率、利率的主管部门，这对于建设“和谐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啊。
到这里，絮絮叨叨用了5章的篇幅，才把“太和新制”给大家讲了个大概。不难看出，“太和新制”所包含的“俸禄制”、“均田制”和“三长制”都是北魏政府针对这个“农耕畜牧混合帝国”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对帝国管理模式的一种改革，这个改革大量借鉴了汉人政权管理“农耕地区”的经验，对于北魏帝国进一步中央集权，积累财富，富国强兵都有积极作用。
其实这些改革在冯太后老公文成帝拓跋浚年代已经部分开始施行了，这种改革和北魏帝国减慢扩张速度的“和平外交，专心发展”的国策息息相关。冯太后其实延续了拓跋浚年代开始的这项国策，虽然因为偶然因素在60年代和刘宋帝国又一次大打出手，占领了淮北土地，暂时延缓了这一改革的进程，但当北魏帝国和南方再度“言欢”，这种改革的进程将不可逆转。
不过任何制度都有其优越性，也有其弊端，就拿“俸禄制”来说，我曾用现代公司管理制度打比方，施行“俸禄制”之前的帝国和“股份公司”有些相似，所有管理人员都是股东，全部收入靠“分红”得来，在这种模式下，“员工”的积极性就被调动的比较高，在帝国扩张时期，个人的“收入”和帝国命运息息相关，所以全体将士上下用命，攻城拔寨，无坚不摧。可是施行“俸禄制”之后的帝国却变成了皇帝“100%独资企业”，所有管理人员一律变成“职业经理人”，收入也就变成“死工资”，这无疑会打消官员的积极性，尤其对于在前线作战的将军和士兵来讲，紧跟“俸禄制”的就是“反贪污、”，在没有战争中“掠夺和贪污”的诱惑下，军兵的作战源动力就消失殆尽了。
为了弥补这种制度上造成的“瑕疵”，北魏政府就一定要在“思想上”进一步加强“皇帝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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