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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我们说到，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冯太后想紧抓权利，在对拓跋弘“失败教育”的前车之鉴下，对于拓跋宏的教育简直可以用“残酷”来形容。可冯太后的所作所为竟没有引起拓跋宏的反抗，孝文帝绝对称得上这个“孝”字，对冯太后恭顺尊敬，极尽孝顺之能事。
如果说冯太后在世时，拓跋宏忌惮于冯太后的权威和政治手腕，不敢不对他的这个“奶奶”俯首帖耳，但当冯太后去世后，拓跋宏的哀痛之情也居然确实是发自肺腑（参见“太后的葬礼”），虽然有“恢复传统礼仪，全面汉化”的大背景做注脚，但史书记载拓跋宏丧失祖母后的真情流露确实让人动容，而这种真情断然不是“装”出来的。
故事讲到这里，疑问出现了，拓跋宏为何对这个对待自己如此“严苛”甚至是“残酷”的奶奶如此有感情？按照常理，皇帝不同于一般人，他拥有绝对的权利，也就是说皇帝最能显露出一个人最“本真”的一面，他不需要掩饰什么，也不需要理会世间的什么法律或者道德规范。南齐影帝皇帝萧昭业上位后，挥霍无度，还对钱恨恨说到：“我从前想你十个都没有，今天如何？”这才是一个普通人当上皇帝后的正常反应。
可拓跋宏却没有因为其幼年遭遇而憎恨冯太后，取而代之的却是对她的无限尊敬；对冯太后一族也没有反攻倒算，取而代之的却是让冯氏家族出将入相，荣华富贵。这在整个中国史当中都是绝无仅有的。每当读史读到这里，我都深感疑问，如鲠在喉。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跟老婆说起孝文帝对于冯太后的“反常情感”，以及我的疑惑，老婆一面嗑着瓜子，一面不假思索地说到：“他这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啊！”
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如果拓跋宏是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心里疾病的患者，那么他前后的反应和所作所为就很好理解和解释了，包括拓跋宏未来将要进行的不顾一切，甚至是歇斯底里的全面“汉化改革”都能从“一个心理疾病病人”这个切入点找到本源。
那么具体什么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呢？
求助“度娘”可以找到，我们现代社会的犯罪学家从病理学的角度，将类似于拓跋宏对冯太后“恩将仇报”的这种现象，称之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或者“人质综合症”，他们对这种心理疾病的定义为：“憎恨恶行是自然的事情，但现实经常给出反例。只有当一个人拥有自由和辨别力，他才可能对情景做出正确的判断。否则，当他处在高压之下，背负不确定性，并随时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候，他会被一种类似于疾病的东西所控制：不但不憎恨恶人，反而为他们辩护，甚至一同作恶。”
这种心理疾病首先被发现并引起重视是在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janerikolrkolofsson，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更甚者，人质中一名女职员cian竟然还爱上劫匪olofsson，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料的心理错综转变下，这四名人质抗拒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
其实这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心理疾病自古就有，只不过那时绝大多数人们还没有意识到“人类是可以被豢养”的这一种人格的存在。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对于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纳粹犹太人集中营里的“犹太人管理员”的行为模式有很好的解释：在纳粹集中营里，有部分犹太人“管理员”，帮助纳粹管理整个犹太人集中营的日常运作，有的甚至帮助纳粹军官对集中营的“犯人们”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岂不知这些“犹太人管理员”们最终大多数也没有逃脱被屠杀的命运，而他们只是用“帮助纳粹”的工作为他们还存活在集中营的过程中，赢得了优于其他犯人的吃穿住用而已。这些“犹太人管理员”其实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轻度患者，他们把自己的部分利益和“敌人”的利益捆绑在了一起，于是帮助“敌人”作恶就变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仔细想想，这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其实就生活在我们身边，我外婆曾给我讲起她亲身经历的一个事情：那是在时期，外婆被打成了，住到了牛棚中。一次，另一个分子实在受不了红卫兵们对她精神和**的迫害，于是找到我的外婆，诉苦到，“现在我的日子过成这样，我实在不想活了。”外婆的个性十分坚强，她跟这个“”讲，“为什么要死，死了就再也等不到水落石出，大家平反的那一天了，那些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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