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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说到公元494年，萧齐帝国发生巨大政治变动，皇族远亲萧鸾发动政变，连续废杀萧昭业和萧昭文两个皇帝，自己以皇帝叔祖的身份荣登大宝。这下可给北魏帝国皇帝元宏找到一个南下讨伐萧齐的最好的借口。
可是，这个南征的时机对于元宏来说却不是那么毫无顾忌，因为元宏刚刚在一年前亲自导演了一场“迁都洛阳”的大戏，如今新都洛阳的基础建设工程还方兴未艾，皇帝元宏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文化层面的“汉化运动”，全面进行改变鲜卑人生活习惯的“浩大工程”，一厢情愿的向汉人“靠拢”（参考“迁都洛阳”）。
可以想见，此时的北魏帝国朝堂上下，必然是一片乌烟瘴气，朝廷各级官员正处在一种“变动”的状态中，这种变动不仅是工作、生活、习惯的变动，更加复杂和微妙的心里变化一定会在帝国官员的心里面滋生，担忧、怀疑、恐惧、愤恨、抱怨，不一而足，而这种不断滋生的情绪，对于帝国此时对内维稳治理，对外扩张征伐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所以当皇帝元宏紧锣密鼓地策划南征的同时，帝国朝堂之上有识之士，忠心为国的股肱大臣们的反对之声也必然随之而来，而皇帝元宏的心情在这些外部情绪影响下，也必然是左右为难，无法抉择。
而此时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却打破了这一僵持局面，公元494年冬，南齐帝国雍州刺史曹虎（州府在襄阳，今天的湖北襄樊，其实雍州应该在今天的陕西境内，但此时关中在北魏控制之下，所以南朝就在南方设置“侨州”“侨郡”，有不低头认输的意思，但却给后人读史造成巨大麻烦）遣使北魏请求投降。一切好似昨日重现，薛安都献徐州的桥段再次呈现在北魏帝国面前（参考“猪王的馈赠”）。
皇帝元宏闻讯大喜，立即调动国内各项资源，分派4路大军作为先锋部队南下征伐，进而准备御驾亲征，率领数十万主力作为后继部队，跟随先前派出的先头部队南下。
可朝中重臣，尚书仆射卢渊却认为曹虎虽然遣使投降，但并未遣送人质，所以一定没有投降的诚心，建议元宏不要轻易行动。相州刺史高闾也上书皇帝，陈述洛阳刚刚定都，曹虎人心难测，最好不要轻举妄动的建议。但皇帝一意孤行，并不接受。
可天不遂人愿，就在前线兵马调动频繁，4路先锋军队南下之际，曹虎的使节竟然不再出现，一切迹象表明，“曹虎投降”这个机会应该就此胎死腹中，落花流水而去了。但是帝国的战争机器已经开动，如果就此戛然而止，皇帝又如何能够甘心。于是元宏召集三公、部长级官员，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应该军人复员，取消南征，还是应该继续南下。
镇军将军李冲说：“我们迁都时间太短，人们无不盼望稍稍安息，而曹虎那边是何情形，我们不得而知，所以不应该轻易行动！”
元宏反驳说：“曹虎投降的真假我们确实不能确定，但就算是假的，我也可以趁机巡视安抚淮河两岸的百姓，调查民间疾苦，使人民知道君王对他们的关注；如果是真的，我们不把握时机接应，机会一失，就永不再来，使诚心回归的人心寒。”
任城王元澄又继续劝谏，他不仅和李冲持同样想法，又从军事角度分析说：“如今冬季即将过去，春天耕田马上开始，我们此时驱使民众走向战场，可不是很好的时机。如果曹虎真是投降，我们可以让前锋部队前往接收，等拿下樊城，平定汉水之后，皇帝再趁势出发，也不晚啊！如果现在就轻举妄动，大举出兵，一旦空手而归，恐怕会严重损害皇帝威望，不是有益的决策。”
此时以司空穆亮为首的一些大臣却支持皇帝继续南征，纷纷发言，拓跋澄见状生气的说：“你们在外面的时候，都讨论说不应该南征，怎么现在在皇帝面前，却说出赞成的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欺骗谄媚，南征如果把帝国带入危险之境，都是你们的过错！”
李冲趁机附和道：“任城王真是忠于国家啊！”
皇帝元宏却不以为然，揶揄元澄道：“任城王认为赞成我的都是谄媚，可是，不赞成我的未必一定都是忠心！小忠是大忠之贼，莫非就是如此。”
元澄见皇帝语气不善，却不肯低头，说到：“微臣我十分愚昧，虽然看起来是‘小忠’，但目的只是为国家谋福利，不知道什么才是‘大忠’！”
从元宏君臣的对话不难看出，孝文帝元宏是一个固持己见的“完美主义者”。连续看这个连载的读者可能对元宏爷爷的爷爷拓跋焘记忆犹新，当年拓跋焘曾经召开过一个类似的军事御前会议，讨论是北征柔然还是西征大夏（参考“霸王出世”）的问题，当时群臣建议北征柔然，理由是“就算没有抓到柔然主力，也可以在阴山狩猎，补充物资”；而拓跋焘最终却力排众议，采纳崔浩建议，险中求胜，置柔然、刘宋南北两大帝国于不顾，突击大夏国首府统万城，一举击垮了大夏国这个肘腋之患，奠定了北魏帝国统一北方的基础。
现如今，我们看孝文帝此次南征萧齐的说辞，和当年拓跋焘手下群臣的建议是多么相像—“就算曹虎不投降，我们也可以顺道安抚淮河两岸居民，宣扬君王的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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