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我们简单介绍了下魏孝文帝的几个兄弟的情况，根据史书记载，不难看出，孝文帝的六弟，彭城王元勰是最有出息，最受皇帝重用的一个王爷。而元勰也从小饱读诗书，深受汉学文化的影响，在性格好恶，行政理念上也和他的大哥皇帝元宏如出一辙。正因为此，皇帝十分依仗六弟元勰的辅佐，当孝文帝元宏重病缠身的日子里，北魏帝国的中枢决策实出于这位彭城王元勰。
而这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也最容易使人膨胀和堕落，历史上因为对权力的渴望走向深渊的人那是数不胜数，但是我们的这位彭城王却是个“道德楷模”。史书记载，当元宏在最后的日子里连续南征之时，元勰一面处理军国大事，一面服侍在皇帝的病榻边，真真是上的了厅堂，下的了厨房。不仅如此，元勰还瞒着大家偷偷在汝水河畔设置祭坛，祭告天地，请求用自己代替兄长去死以期延长元宏的寿命。元宏病情恶化之时，急调当时的御医徐謇前往军营，元勰在其他营帐拉着徐謇的手哭泣道：“先生您是当世之神医，皇帝如今十分危险，你一定要竭尽心力，专心治疗。如果圣上身体康复，那么你将获得意外的赏金，否则，你将面临不可预测的诛杀，此事事关生死，你可要努力啊！”刨开元勰语带威胁之意不提，他对于兄长的关切之情可见一斑。
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元宏在内忧外困之中还是消耗掉了他所有的精力，终于灯枯油尽，即将撒手人寰了。于是，尽管北魏大军在元勰指挥下大败了南朝陈显达的北伐军（参见“恨水东逝”），还是不得不收兵回撤，皇帝元宏回兵到谷塘原时，自知大限将至，于是命六弟彭城王元勰来到自己的寝帐，安排托孤事宜。
孝文帝元宏重病在榻，虚弱地对元勰说：“我的病越来越重，看样子是好不了了。但生命长短是命中注定，生死也终有大限，你也不必悲伤。这次南征，虽然打垮了陈显达，然而天下并没有平定，而你的侄子，太子元恪年纪还小，所以江山社稷就全都依靠你了。当年霍光、诸葛亮都以外姓人的身份分别受到汉武帝刘彻、昭烈帝刘备的重托，况且你是我的骨肉至亲，能不勉力承担吗？”
话到此处，如果元勰像诸葛亮、或司马懿、或霍光等历史上的权臣那样，痛哭流涕，以头杵地，说出类似“臣必将肝脑涂地，辅佐幼主”之类的话来，那么以元勰的能力以及目前他在政府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元宏很有可能下诏书命元勰辅政，而我们的彭城王元勰则将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清代多尔衮似的“皇叔父摄政王”！但是历史并没有像绝大多数的桥段那样发展，而是给了大家一个大大的惊奇。
史载元勰哭着对元宏说：“布衣老百姓还知道为知己者死，况且我是先帝的儿子，陛下的弟弟呢？但是，我以至亲的身份，长期参与朝廷的机要大事，由于得到皇兄不平常的宠遇，身重朝野，举国上下没有人能比得上，之所以敢于接受圣上的重任而不加推辞，正是有恃于陛下的圣明，可以宽恕我知进忘退的过失。过去，周公是大圣之人，周成王也是圣明之君，但还是不免对周公产生猜忌，何况是我呢？现在，圣上要委任我为朝臣之首，总握军机朝政大权，可皇兄百年之后，势必有人要议论微臣我震主越上，而臣弟我也势必因此而获罪。如果是这样，陛下虽然爱我，但最终恐怕是要害了我呀！”
中国历史上的托孤之臣和上位的幼主之间，由于“权利”和“猜忌”的作用，和睦相处，善始善终的凤毛麟角，而“新旧常态”却是：要么权臣架空幼主最后行“禅让”之事，要么幼主羽翼丰满诛杀权臣一族。而像诸葛亮和刘禅的善始善终，则是由于“孔明的智”加“刘禅的慧”共同作用的结果，那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一些特定的人完成的小概率事件。以史为鉴，如果元勰没有“问鼎”之心，当然也就不愿意承担什么风险，当什么劳什子“摄政王”了。
孝文帝元宏听到元勰之言，不禁陷入沉思中，史载过了好久，元宏才对元勰说到：“细细思量你的话，从道理上实在难以反驳。”于是，孝文帝亲手给太子元恪写下诏书：“你的六叔彭城王元勰，以自己的言行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被我授予高官以资勉励。而其节操如白云一样纯洁，他不贪图富贵，以官爵为身外之物，其素心如松柏翠竹。我自小和他一起相处，从不忍心分离。我离开人世之后，你要准许你的六叔辞去官职，脱身俗务，以便顺从其谦虚自抑的性格。”
随后，孝文帝任命他的二弟咸阳王元禧为太尉，七弟北海王元祥为司空，镇南将军小诸葛王肃为尚书令，镇南大将军广阳王元嘉（元宏的一个叔祖）为尚书左仆射，任城王元澄为尚书右仆射，尚书宋弁为吏部尚书，一共六人，共同辅政。公元499年4月1日，元宏安排完后事，病死于回军洛阳路途中的那个小村庄谷塘原。
看史书记载，孝文帝元宏在托孤之时，首先想到的是让他的六弟彭城王元勰做“摄政王”，依照诸葛亮、霍光之旧例辅佐幼主，但是在元勰执意推辞下才最终采取了“六大臣辅政”的后孝文帝时代的政治格局。为此，史家还举了个小例子来作为这个观点的注脚：《资治通鉴》记载，孝文帝生前对自己的几个弟弟都十分爱护，没有半点隔阂，一次，他对二弟咸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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