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说到尉眷血洗伊吾城，大肆掳掠后返回国内。这次大胜正值皇帝拓跋浚亲政、冯氏封后、确立皇太子之时，真真是四喜临门，拓跋浚自然心中高兴。老将军尉眷历仕拓跋嗣、拓跋焘、拓跋浚三代帝王，居功至伟，战功卓著，是时候让老将军离开那蛮荒苦寒之地，回国颐养天年了。
于是拓跋浚一纸诏书，征召尉眷返回首都平城，任命尉眷侍中、太尉，晋封渔阳王。因尉眷已经年老，拓跋浚还特赐老将军可以拄拐穿鞋上殿议事。放下政府给予尉眷各种荣华富贵不提，拓跋浚此时正在和他的智库们悄然调整着国家的战略。
上一章我们已经分析了北魏帝国由于过度扩张，深陷西域泥潭，而相比较西域这块骨头而言，江南才是一块不折不扣的肥肉，可惜江南地区无论从地理环境、风俗习惯、思想信仰等等方面都和北魏差异巨大，就像油和水不能相融，这就要求北魏帝国的统治阶层要把自身改造为“酒精”，这样才能把油和水融合在一起。于是北魏帝国在拓跋浚的领导下，国策很自然的从四处攻战向勤修内政、统一思想的方向转化。当然，从北魏帝国统治阶层角度讲，勤修内政的目的是让国家强大，国家强大的目的还是继续扩张！套用二战前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田中奏折》的语式，北魏帝国在拓跋浚时期的国策就是：惟欲征服西域，必先征服江南；如欲征服江南，必先勤修内政！万里之行始于足下，拓跋浚对于国家的改造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首先，解禁信仰，恢复民间礼佛。在战火纷飞，人命比狗命还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大地上各族老百姓深受荼毒，精神上的极度压抑需要平复，需要宣泄，而正是在这一时期，印度的佛教适时地传到中国。
佛教宣扬“因果轮回”，教导人们：第一、认清自己现在所受之苦皆是前世报应；第二、要积德行善，为下世轮回积福。佛教的这种理念，从大众角度讲，可以大大缓解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痛楚；从统治阶层讲，可以教化人们在当下行善，安心做顺民，从而稳定社会秩序。于是，无论在南朝还是北朝，信佛之人浩浩汤汤，大有替代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趋势。
但是，佛教信徒过多，则对国家资源造成巨大的“浪费”，因为佛教徒不服兵役徭役，不向国家纳税。各级寺庙就像一个个人口黑洞，在宗教信仰的庇护下，一定程度上脱离国家统治。在战争频发年代，人口就是最大的战争资源，于是北魏帝国在世祖拓跋焘时期，就掀起一场“灭佛”运动，表象上看，是崔浩鼓动的教派之争（崔浩是道教徒，参见“星落平城”），其实是拓跋焘在和佛教界争夺人力资源，把还俗的教众驱赶到战场拼杀，或在农田中劳作。
而在高宗拓跋浚年代，由于国策的转变，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人口必然会大大增加，而战争对壮丁的需求又大大减少。此时，佛教对于平复社会心态，减少叛乱暴乱，稳定帝国统治的优越性就越发体现出来。
其实，北魏帝国早在拓跋焘“暴死”的452年就开始解禁佛教信仰，诏令各州郡县老百姓在集中居住的地方，允许建立一座寺庙。老百姓打算当和尚的，允许自由出家，大州可以有五十人，小州可以有四十人。于是，过去在拓跋焘时期摧毁的寺庙佛像大都修复。在拓跋浚亲政后，更是把尊佛礼佛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史载京师沙门师贤，本是西域一小国皇族，后来皈依佛门，成为大师级人物，并在凉州传教。北魏平定凉州后，师贤来到京城。后来“太武灭佛”，师贤以医生名义还俗，但内心信奉佛教不改。拓跋浚受感于师贤的智慧和忠诚，亲自为师贤剃发，封师贤为道人统，基本就是“国师”待遇。后来师贤去世，另一个大师昙曜接替他的位置，并改名为沙门统。昙曜的故事更加传奇，拓跋浚恢复礼佛的第二年，昙曜大师来到京城，正赶上皇帝出行，而拓跋浚的马匹居然上前衔住了站在路边的昙曜的衣服，于是昙曜大师和皇帝就在路边相见。当世人都说这是马匹认识善人的结果。
现在网上总是能看到许多大v们批判我们国家是多么不民主，和西方民主世界比就是一无是处。其实说到宗教信仰，我看我们和西方世界比恰恰反了过来：西方人信基督教，而基督耶稣是他们唯一的神，这在思想境界上面是不是也是“个神崇拜”，极度集权的意思呢？我们东方人信仰佛教，佛教讲究个人的自我修行，所谓一念成佛，只要有悟性，人人皆可成佛，这种崇尚个体，自我完善的思想体系不正是民主自由的体现吗？西方世界是**的“相对自由”加思维意识的“**”，而中国则是**的“相对**”加思维意识的“自由”；中西方这两种体系之间又怎能轻易判别优劣呢？
其实我想表达的观点是：任何制度，只要它的人民的平均幸福度很高，就是好的制度。请注意，这个“幸福度”是在那个制度内的人民自我感受到的“幸福度”，而不是那个制度外的人们所判定的他人的“幸福度”。“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从这个角度讲，朝鲜人民在金三胖的统治下，如果他们确实感觉“幸福”，朝鲜的现行制度就是好的制度。
同样，我在和父辈们说起共和国改革开放前的生活，尽管那时“运动”不断，但父辈们好像更愿意说起当时官员的廉洁奉公，和全心全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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