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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我们说到薛安都首鼠两端，计划再次反叛北魏，可惜计划胎死腹中，阴谋泄露，而薛安都为了自保，杀了女婿裴祖隆，并把罪责全推到他身上。而此时的彭城内，可想而知，气氛是多么的诡异，北魏镇南大将军尉元必须要用一场响当当的军事胜利，来镇住薛安都，使其打消“再次反叛”的念头，横下一条心跟自己走。可是彭城周边刘宋军镇四面环伺，近郊还有一支张永沈攸之领衔的中央军劲旅，拿谁开刀可是一门大学问。
不用说，以尉元的军力，攻下彭城周围的支点小军镇应该不是问题，但这种胜利影响力不大，而那些小地方的驻军也是和薛安都一样的地方军，应该也是争取统一战线的潜在对象。但是要是直接跟张永沈攸之的刘宋中央军精锐开战，胜负实在难料，不用说失败，就算战斗打成胶着状态，那个首鼠两端的薛安都也必然发生变化，到那时，南下彭城的魏军连现有的优势都荡然无存。不过战争从来就没有百分百的安全，逢敌亮剑的精神在残酷的战争中往往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尉元没有纠结，直接对刘宋中央军发起进攻，看他对战役的安排足以显示这位老将的战力不俗，老谋深算：
一、尉元亲自领军团主力攻打张永驻军的下磕。
二、一支偏师攻击刘宋军王穆之驻守的辎重存放地武原。
三、一支小部队负责切断张永的粮道。
四、将军李璨“协助”薛安都守卫彭城。
战场形势一切如尉元所料，张永和沈攸之的中央军长途来袭，它的“七寸”就是粮草补给问题，而王穆之显然没有完成主帅交给他的艰巨任务。公元467年春正月，王穆之驻守的武原首先被北魏军攻陷，王穆之奔逃张永处。但粮道被断，辎重被毁，张永和沈攸之在下磕已陷入死地。于是张永也没纠结，直接放弃下石盖，连夜逃走。可惜天公不作美，正赶上天降大雪，泗水封冻，船只不能起航，于是张永放弃船只，徒步南奔。史载刘宋中央军士卒冻死的有一大半，手脚被冻掉的十之七八，真是惨绝人寰。
尉元得理不饶人，率领机动骑兵绕到刘宋军退路的前方堵截，而此时的薛安都早已将“犹豫疑惑”抛到九霄云外，率领本部兵马在张永后面追杀，张永军大败，被杀者数以万计，前后六十多里，尸体遍地，抛弃的军用物资和武器无法计数。上演了我们在上一章开篇描写的惨烈一幕。
张永自己的脚趾也被冻掉，和沈攸之仅仅逃出性命而已。刘彧得到前线大败的战报，召见尚书左仆射蔡兴宗，把报告拿给他看，说道：“在你面前，我深感惭愧啊。”于是贬张永为左将军，免除沈攸之官衔，命他以贞阳公名义担任现职，返回淮阴驻扎（淮河南岸），防备北魏军南下。刘彧在大败之后能主动找到当时反对自己出兵的蔡兴宗认错，并勇敢承担责任，说明这个“猪王”还是具备一些王者的胸怀，比起三国时期官渡之战大败后反而冤杀田丰的袁绍来说，还是强了不少。
回看尉元突击刘宋中央军的这场战役的完胜，其要点就是攻占敌人的辎重屯聚地以及切断粮道。我曾经看过共和国开国大将粟裕将军的《战争回忆录》，粟裕将军总结道（大意）：在战役胶着之时，总会有一个双方都在尽力争夺的“要点”，一但在这一点取得突破，则一顺百顺，战役向好的进程将不可逆转的发展。粟裕将军的总结是用千千万万的血的教训换来的，理论很精辟，但在实践中胜负的关键是，双方主将对于战场形势的判断，以及对于“要点”投入的“赌注”有多大因人而异，这才导致了最终战役的走向。
而尉元显然比张永和沈攸之棋高一手，张永当然也知道王穆之驻守的辎重所在地武原的重要性，但最终武原被攻陷就是粟裕所说的“要点”的丢失，说明张永在战争资源的调配上还是出了很大的问题，而最终的全面溃败就是必然的事情了。
如果说武原是彭城争夺战的“要点”的话，那么彭城，以及彭城所在的徐州地区，就是刘宋帝国淮河以北地区，以及位于和北魏交界的边境地区的整个攻击防御体系的“要点”。看过前面篇章“新隆中对”的朋友应该对彭城的重要性有所了解：彭城位于刘宋帝国北伐主要线路东线的枢纽位置，是刘宋水军前出黄河，席卷黄河南岸的攻击出发地和据点。从彭城沿泗水向北是黄河东部重镇碻磝，通过它可以进入黄河；向东北则为整个青州地区提供补给，从而控制青州；向西可以支援中线桥头堡悬瓠；向西北则可以威胁北魏黄河南岸重镇滑台。彭城的丢失，使得刘宋淮河以北地区形势全面恶化。刘彧终要为自己的刚愎自用付出惨痛代价。
彭城在尉元的一场大胜下暂时安定下来，我们再来看看镇西大将军拓跋石领衔的一路大军前去悬瓠（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接受汝南太守常珍奇投降的情况。
当拓跋石领兵抵达上蔡（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时，常珍奇率领文武官员前往迎接。而拓跋石却打算驻扎汝水北岸，并不打算立即进入悬瓠城。拓跋石的想法很容易理解，常珍奇投降是否有诈尚不可知，先在汝水北岸观望一下无疑是个稳妥的主意。从这一点来看，拓跋石比起尉元来就差了不少，如果尉元也如拓跋石般犹犹豫豫，薛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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