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说这里的环境，单就我进入大院后的遭遇，也不能算是医院！
读者啊，我被推进这个小房间当儿，相信你已明白这是什么地方，从汽车站韩二水那帮家伙、经过所谓的警察、到眼前的谢院长这伙东西，可谓也已解释了他们一路下来的人性了！
在臭味冲鼻之间坐了一会儿，壮年人还没敢动弹，我却坐不下去了，但不是由于地上的“脏”，而是因为我本已被打痛的身体又被刚才推倒时摔痛了屁股。虽然知道自己有了床，但我也不想动了，于是我擦了两把头脸之上的汗水，睡到水泥地上。这时，进来两位青年，他们跨过我，就坐到壮年人身边。然后，他们仨人一边眼神奇怪地看着我，一边小声地叙着话……逐渐的，我油然感觉他们是在同情我，不过，我并未轻松，因为这种屋子我从没进过，只在电影上见过牢房的，头上的小吊扇又脏又旧、也没转。从四壁的石灰，到屋顶的石灰，真的全“灰”了，还没有他们仨人的面孔白呢！可是，我都看不下去，“吁——吁——”喘了几口粗气，便闭上了眼睛。
然而，“韩二水——警察——谢院长”的嘴脸立即浮现在我的眼前，我紧皱眉头也赶不走他们。唉声叹气地翻了几下身子，抗日战争的影片却开始涌入我的脑海，“汉奸——法西斯宪兵——日本军官”从汽车站、警车直到“市公安局安康医院”皆在败露着他们的模样！仰面朝天，中国人民曾经痛斥过的几个历史罪名已从书籍中移下，响亮在我的耳畔：汪精卫逃毙于日本，法西斯宪兵还是日本鬼子，东条英机最后上了绞刑架……
房间虽然小，但我眼前脑海的面孔已经越来越多——韩二水、程站长、王狗子、方伟风、郝科长、阿三与小皮等；汽车站的警察和警车里的警察；谢院长及其手下。
他们的嘴脸阴险猖獗过来，由此相连的抗日过程也越来越长——汪精卫带着陈公博、周佛海、梁鸿志、傅筱庵、殷汝耕、李士群、陈璧君、丁默邨、王克敏等汉奸已经永远钉在中国历史的耻辱柱上；抗战胜利后，好长好长的日本鬼子队伍在神州大地上都是低着头、举着双手的；当东条英机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等跪在绞刑台时，谷寿夫早被枪决，本庄繁也畏罪自杀了！
联想至此，我情不自禁地感到了慰藉，开始想起了亲朋好友！同学和老师的名字是多么亲近，我永远难忘他们的帮助，像故乡中学同学的几次聚会，好友吕建和特意跑到我家，校友董礼英真诚的劝慰；到无锡市工作一下，大学同学解学军就将我接到了南京市与大学同学张幼松和小薇碰杯；当时，大学同学王书俊和汪义文也未断在镇江市和江阴市邀请我；之后，大学同学蔡云飞还为我在深圳市找起了工作，张幼松和小薇又继续热情地款待我；老师的称呼已经亲热了中外古今，我忽然觉得自己不久还会遇到中学段老师，她那可爱的笑容犹在心目；而我大学时的寝室并不大于这个小房间，但是进入其中的人情之差？尤其大学姚老师还常在周末攀上学生宿舍楼，教学我的课余习作，所以我在几年前已经感激不尽地发表了一篇散文《为了那份关怀》，回敬她的爱心——
“……姚老师教授我们《大学语文》。正是她生动的讲解，我这个理工科的学生，逐渐的。但我很害羞，经常将习作丢给她后，就跑开了，她不得不亲自到学生宿舍找我、教我，而她一直未计较我这个写作热情很高的大孩子的错。
“一个周末午后，室友们正南腔北调地摆着龙门阵。乍见她笑容可掬地找到我门前，问我在哪个宿舍，大家都很诧异。当听到她说出来意是为了讲解我的习作时，我简直难以置信：才入学不久，姚老师竟如此关怀我们！我顿时感到似有一股暖流热遍全身。急忙招呼姚老师坐下。她拿出我的习作，同学们都不约而同地围上来。我不仅从姚老师娓娓动听的讲解中获益匪浅，而且，也接受了同学们一次次由衷的鼓励和鞭策。
“《大学语文》课程圆满结束后，我对文学的兴趣依然未减，每有习作写完，就首先跑到她面前。她如教我们课程时一样耐心、一样高兴地教我。那些日子里，在她的身边听着她亲切的解说，是我大学生活中最大的快乐！
“姚老师忙着工作，也在为我挤着时间，渐渐的，我有些愧疚，怕姚老师多费神，我不再去了。
“不久，在校园内遇见了她。‘怎么这段时间没有习作了？’姚老师关怀的目光注视着我。怎么回答？我心中很矛盾。憋了一会儿，当我吞吞吐吐地将不愿再麻烦她的心情道出时，我发现她的笑容突然凝在脸上。姚老师第一次‘冷酷’地批评了我，要我当即打消顾虑，继续将习作交给她。……”
姚老师虽然比段老师大十来岁，但她朗如明星的大眼珠子黑亮于眼镜后面，文质彬彬的面容已新月般清晕绝俗了，到我们同学之中，周身也透出一股青春活泼的气息，而她每次文雅地讲解我的习作之时，都在津津有味地流溢着诗韵，寝室就仿佛书斋似的，加深了同窗之谊，琅嬛福地也！所以，那时我已经暗下决心：一定将写作坚持下去！
回忆过老师与学生的关系，这一次领导与员工的矛盾引发我更深的思考。站长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原本应该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可到了韩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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