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座，这是对尚和段的监控记录。”余健其实也没有打算对革命党如何如何，但是作为下属如果顶头上司被人刺杀，自己一点表示没有，这鹰犬当的是不是也太不合格了。
“看来老段和这位尚大人还是棋逢敌手将遇良才啊。”吴宸轩发现这位尚其亨看似忠厚，其实人没到任就已经开始挖墙脚掺沙子小动作不断，不过山东独特的体制让清朝的府道县各级都已被基本架空，行政权利被熊凤凰掌握的死死的，一般僚官小吏不是商会子弟就是青年管理学院的毕业生，再不就是军队的退役军士，对于那些吃干饭不干事的上官都是敬而远之，这些翰林出身的正印官没了下属帮衬也就是个睁眼瞎，很多人捧着丰厚的分红和两敬整日里品茗吟诗，风雅的很。有些不长眼的还想整顿吏治，不是死于非命就是被人揭出来往日劣迹，落得丢官去职鸡飞蛋打。这样的反面教材多了，谁都不傻，没有和自己的前途过不去的，除了少数被商会打压的偏远府县的地主，官吏队伍里竟然没有一个人听从这位代理藩台的明里暗里的招呼，现在的尚其亨坐困愁城，明白了自己算是被人坑惨了。
至于徐菊人和杨杏城两人先后来济南，秘密会见段芝泉。开始段芝泉对徐世昌还算客气，在德胜楼宴请一番，并且请假一日陪同他逛了大明湖。不知为何，两人不欢而散，最后徐世昌离开济南，段芝泉已经赶赴化马湾基地去参加军校二期生的汇报演习去了。至于杨士琦更是吃了闭门羹，直接连段芝泉的面都没见到。
段祺瑞已经表示了自己的立场，至于这一点吴宸轩的信心很足，因为迄今为止真正见过基地的神奇之处的只有这位段公和铁流兄，他们两个对这位神仙一般的老大信心十足，当然不会选择背叛的绝路。至于其他人吗，吴宸轩其实也很期待他们的表现。
朝廷对于山东的局面也是无可奈何，好在吴宸轩已经在京城，而且出国考察就是大半年的功夫，若是行程上做点手脚，一年也不一定回来，朝廷有的是时间来分化山东的军政高官们，也不担心在没有吴宸轩的情形下山东会做出什么过激举动。
应该说在王朝统治岌岌可危之时，清廷一方面想要挽救自己的形象，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寻求出路、摆脱困境的考虑，才决定派出朝廷重臣，踏上异域之地，去切身感受日本和欧美等国家的政治氛围，并着重对于宪政政体进行系统而深入的考察。让吴宸轩参与考察，以便调虎离山其实不过是亲贵和北洋在老佛爷的默许下顺手牵羊而已。
相对清政府派往各国的使节而言，派遣大臣出洋并非什么新鲜事，但是这次毕竟是清政府以官方名义正式派遣一批朝廷要员出洋考察，实质上也可视为正式承认了欧美和日本等国家在国家政治体制方面的领先地位，而且从这次派遣规模、出访国家数量等方面而言，确实无出其右者。
正因为如此，派遣五大臣出洋的诏书一下，立刻在朝野上下引起了很大反响。各界人士无不奔走相告，但也有少数立宪派激进人物如《大公报》主笔英敛之等人，颇为冷静地指出这一派员出洋考察的举动所存在的问题：“近者以势驱情迫，无可如何，朝野乃竞言立宪，政府遂有派四大臣出洋之旨（当时尚未决定加上山东布政使吴宸轩）。此一举也，各国注目其措施，各国评议其利弊，大都以此为改良政治之起点，中国之转弱为强、化危为安，或此是赖。但又群疑满腹，虑所遣之非人，未必能探取各国政治之精义，将有宝山空归之叹”，并提出，希望以“侯官严又陵、丹徒马湘伯、南海何沃生、三水胡翼南”等人代替出访的五位大臣，以真正达到考察之实效。自然，民意尚无如此力量改变政府的决定，而五大臣出洋考察也就这样提上了日程。
五大臣出国一事由于发生了9月份的吴樾炸弹谋杀案而推迟至今。原定出国的兵部侍郎徐世昌已获任巡警部尚书，商部右丞绍英在谋杀案中受伤，均不能成行，清廷另任命戴鸿慈、李盛铎代替。五大臣出国的路线是由德国驻华公使代拟和安排的。
光绪三十一年12月11日，被清廷委派出洋考察西方政治的镇国公载泽、两江总督端方、顺天府丞李盛铎，离京启程前往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等国。鉴于上次出行的教训，这次出发时，北京火车站采取了严密的保护措施，实行戒严，所谓闲杂人等一概不能入内。“车站稽查严密，外人不得阑入”。按照惯例，完成拜祭祖先仪式、求得祖宗庇佑之后，方始出发。另2位出洋考察大臣户部侍郎戴鸿慈、山东布政使吴宸轩则先于他们，已于12月2日从天津启程，前往日本、美国、德国和奥地利考察。
或许是由于这次清政府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意义格外重大，也或许掺杂着中国官员爱摆排场的某些因素，待至上海，由戴鸿慈、吴宸轩两位大臣带领的随行队伍已经扩至四十余人，包括三十三位随行人员、四名各省派往随同考察人员、两名差官、四名“戈什”，甚至还有一名剃头匠。此外还有随行前往美国留学的八名学生，日后因在美国宣传孔教而声名远扬的陈焕章也在这群留学生之列。12月19日，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的巨型邮轮“西伯利亚”号载着几十名考察人员，也载着清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殷殷期望，收锚起航，向着日本驶去。善于观察的戴鸿慈刚刚上船，就详细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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