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更化后，《太平天国史》面世。洪仁轩被各地学院追捧，邀请前往讲学。在全国巡回演讲中，他也讲大同主义，吸引了不少知识分子。
尤其是一帮鼓吹“复古”的“新儒家”，更是如获至宝，纷纷加入大同主义研究。
恰逢欧洲的co思想传入中国（日本人称其为“**”），被当时的大儒翻译为“社群主义”。
于是大同主义又混入了不少“社群主义”主张，最终形成了一种被学术界称为“儒家社群主义”的思想，但仍保持了“大同主义”的冠名。
1893年，大齐《维新三十一年宪法》公布，党禁开放。大同党正式成立，开始创立报纸、宣传思想，建立地方分支机构。
成为政治团体后，原本的思想之争变成了更直白的利益之争。
更保守的农党很快从大同党里分裂出来，成为“大逆案”后农村新崛起的一批乡绅的利益代表，与大同党仍保持同盟关系，对抗新兴的大型农业公司。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大同主义的局限性，部分理想主义者主张继续向“社群主义”靠拢。这样的主张，对于帝国当局来说，显然是有害的。
1903年，大同党宣布党员超过两百万人，震惊全国。但在当年的众议院改选中，再次败给工党。
大同党联合农党发起舆lùn_gōng势，指责工党贿选。皇帝命司法部调查，结论却是并无舞弊。这激怒了很多人，他们组织抗议，要求重启调查。
抗议的长期化让民众诉求渐渐转移，成为要求pu选权的大规模运动，期间还夹杂着工会组织要求最低工资、劳动保障，女权组织要求男女平权、同工同酬等主张。
农党出乎所有人意料地与大型农业公司合流，提出了废除农税，补贴农业的要求。
由于罢工极大影响了正常经济运行，工党内阁决心采取强硬措施，镇压驱赶抗议者。这一决定增加了暴力对抗，最终酿成“三一八惨案”。
根据帝京警务厅的事后调查报告，惨案是由“被英国间谍机关收买和指使的大同党员，藏在人群中向维持秩序的巡警开枪，巡警在慌乱中反击，最终酿成死伤近百人的惨剧。”
当时中英南洋战争结束不久，民间反英情绪尚未退潮，该报告就此成为大同党“污名化”的开端。
主流舆论的抨击纷至沓来，“勾结外敌”、“破坏和谐”、“不劳而获”之类的帽子被一顶顶地戴到大同党头上。
两年前，皇帝顺应汹汹民意，强制解散大同党，一时万民称颂。
大同党部分高层和开明贵族另创了“社会进步党”，宣传温和的社会改良。
另一批食古不化的成员并入农党，并改组为“复兴党”。他们甩掉“大同主义”的包袱，奉行“纯洁的儒家社群主义”，旗帜鲜明地反对co。
“……进步党是新兴财阀资本豢养的走狗，用来对抗旧财阀的工党。已经说过很多次，今天就不提了。咱们聊聊所谓儒家社群主义。”
吴锐注视着围成一圈的大伙儿，侃侃而谈。
“之前，大同党抨击垄断资本，政府视而不见。因为皇室不仅是最大的资本家，更是国家的统治者，权力制衡比经济利益重要。但大同党走向co超出了帝国的容忍限度，必须解散。
与co做了切割的复兴党还剩下什么呢？这群投机分子一方面大谈特谈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只有在符合国家民族利益的前提才能享有自由和福利；另一方面鼓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讲究什么统治者个人道德，宣扬明君独裁，迎合皇室，用田园童话麻痹市民百姓。其龌龊心思难道还不分明吗？
咱们回头再看大同主义。它貌似完美，实际就是个大杂烩，一个精神分裂的怪物。
要不要转向的争论早把大同党一分为二。
是否打倒资本主义所有制是问题的核心，也是大同党暧昧不清的根源。组织要壮大离不开底层支持，离不开‘天下大同’的愿景，大同党承担不起分裂的风险。
但帝国终究是帝国，垄断资本不容许无产阶级造反，大同党必须非法——帝国替我们做了选择！
我们为研究co成立学习小组，入党也是以为大家拥有共同的理想。加入后才发现，我们是少数派，激进派。
如今‘大同’二字成了世人眼中的妖魔，但华解仍在，我们仍在！
我们相信天下大同不是虚无缥缈的梦幻，我们坚信地上天堂终将建成！
我们固执于此，不是因为愚昧与狂热，而是因为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根植在每一个人心底，乃是不言自明的真理！
对于未来，我一直饱含期待。但若要发展，继续倡导理念，就不能再用大同主义的名头。
所以，我想给co一个新名字，大家都谈一谈吧？”
吴锐一番演说，初始平静，后面激昂，搅得众人热血沸腾，最后又转为理性，引发思索。
“其实社群主义挺好，”晋桐惋惜道，“好名字都被狗起了！”
这句话让大伙儿笑起来。
“日本人翻译得挺好，**，怎么样？”骆十力提议。
“我觉得可以！”曹动赞同。
“反对！这会引起歧义。很容易被理解成共同财产主义。财产归公，老百姓还以为你要搞太平天国圣库那一套呢！”陆天锡反应超快。
“确实！”林茜点头，“共同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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