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拉的查询或迟或早都会追寻到加利乌林这里。他已经准备好了对她的回答。然而正是事情刚刚发生不久时，他没有勇气把实情原原本本地说出。他希望先让她对即将承受的打击有所准备。因此，他准备写给她的一封经过仔细考虑的信就拖了下来，可是现在，他却不知道该把给她的信往什么地方投递了。
“怎么样？今天有马吗？”当日瓦戈医生中午回到他们住的这间小屋子吃饭的时候，戈尔东问道。
“哪儿来的马呀！现在是前进不能，后退无路，你还要到哪儿去？周围的情况完全弄不清楚。任何人都说不出所以然来。在南边的几个地方，我军迂回过去，或许突破了德军防线。不过听说我们也有几支分散的队伍也落到了敌人口袋里。在北边，德国人已经渡过了一向认为在这一段不能越过的斯文塔河。这是一支骑兵部队，人数相当一个军团。他们正，而且据我看还正在对我军形成包围圈。你看，就是这个形势。可你还在说什么马。好吧，卡尔片柯，快点开饭，动作麻利点儿。咱们今天吃什么？啊，牛蹄，太妙啦。”
卫生队、医院和其余的师属单位都分散在这个奇迹般保存下来的村子里。村里那些仿照西方样式在墙上装有许多双扇窗户的房屋，一所也没有毁坏。
正是暗和的秋季。金色的秋天最后几个温暖晴朗的日子就快过去了。中午，医生和军官们都开了窗子，扑打着那些在窗台上和低矮的屋顶婊糊纸上成群爬着的苍蝇，解开制服和军便服的扣子，满头大汗地喝着热汤或者茶；晚上，他们还要蹲在炉门前把点不着的湿柴下面快要熄灭的炭火吹旺，一面被烟熏得眼睛流泪，一面骂着不会生炉子的勤务兵。
这是个安静的夜晚。戈尔东和日瓦戈面对面躺在相对的两侧墙边的长木凳上。他们中间是一张吃饭用的桌子，另一面是一扇从这头直通到那一头的长条形的窗子。屋里炉子烧得挺热，抽烟抽得雾气腾腾。他们把长廖两头的气窗打开，呼吸着在玻璃上蒙了一层哈气的秋夜里清新的空气。
他们仍是按着这些日子白天和晚上的习惯谈话。像往常一样，前线那边的地平线上闪耀着淡紫色的火光。每当这种一分钟也不停的均匀的s击声中落进几响低沉的、每一次都听得清清楚楚的、有分量的打击声的时候，地面似乎都被移动了，又像是远处有人在地板上略微向一旁移动沉重的铁皮箱似的。这时，为了表示对这种声音的尊重，日瓦戈暂时把谈话停止一会儿，然后说：“这是德国人的十六时的大炮，六十普特重的大家伙。”接着想继续无前的谈话，可是又忘了刚才说的是什么。
“村子里好像总有一股什么气味？”戈尔东问了一句。“头一天我就发现了。有点儿甜腻腻的讨厌的气味。好像老鼠的气味。”
“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那是大麻。这儿有不少大麻田。大麻本身就散发出一种使人很难受的烂果子的气味。另外，在作战地区还把敌人的死尸扔到大麻田里，日子长了没人发现就腐烂了。这一带到处都有尸体气味是很自然的。又是大炮，你听到了吗？”
这些日子，他们几乎把世界上的事都谈遍了。戈尔东完全了解自己这位朋友对战争、对当代形势的看法。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向他讲了自己是多么难于习惯这种一定要相互消灭的血腥的逻辑，而且不忍心去看那些受伤的人，特别是可怕的现代的战场的创伤，也更难于习惯那些被最新的战争技术变成一堆丑陋不堪的r块的残存下来的畸形人。
戈尔东每天都陪着日瓦戈出去，所以也亲眼看见了一些情况。当然，他也意识到，无所事事地从旁看着别人表现的英勇行为，看着人家如何以非人的力量战胜可怕的死亡，并为此付出多么大的牺牲，冒多么大的风险，是很不道德的。可是，对这些只能发出几声无能为力、毫不起作用的叹息，他觉得也没有丝毫高尚的意味。他认为，待人接物要适合现实生活为你安排的环境，要诚实而自然。
有一次到西边离火线很近的战地包扎所的红十字支队去，这时候他就亲身体验到有些伤员的模样确实可以使人晕倒。
他们来到一半已经被炮火轰倒了的大森林中间的空地上。在被毁坏和践踏过的灌木丛里，头朝下躺着几辆被打坏的炮车。有一棵树上挂着一匹战马。远处可以看到有一幢林务所的木头房子，房顶被掀去了半边。包扎所就设在林务所办公室和林子中间的两座灰色大帐篷里。两座帐篷搭在经过林务所的那条路的两边。
“把你带来可真没有必要，”日瓦戈说道，“差不多紧挨着战壕，离这儿只有一里半或者两里，可是咱们的炮队就在那边，在林子后头。你听听，这是什么声音？别硬充英雄好汉了，我不相信你是好汉。你现在准保吓得要死，这很自然。情况每分钟都可能变化。这里会落炮弹的。”
在林中道路两旁，一些满身尘土、疲惫不堪的年轻士兵叉开穿着沉重的皮靴的两腿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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