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上海模式”被全国范围内借鉴，上海改造浦西旧城区，采用全拆除异地新建的方式，将城中心的旧房拆除，建造高档写字楼、商业地产，在城中心以外建造新的居住社区安置被拆迁市民。
上海模式属于“建新城”模式，当时国家提倡这种模式，各地也就纷纷借用这种模式，非常方便通过国家的审批。但在整个九十年代，没有哪座城市有上海的财政实力，在拆除旧城之后，还有能力建设一座新城来安置被拆迁市民，往往是“拆而不建”，改“房屋还迁”的良性模式为“货币拆迁”。
自从九十年代“货币拆迁”作为“好经验”推广取代“房屋还迁”后，市民就害怕起拆迁来了。因为拆迁给的那点钱与房价之比相去甚远。特别是有些城市的领导想“招商引资”都快想疯了，那些商人和资本家在他们眼里成了能使自己获取政绩和私利的救星和财神，有的领导甚至以威胁的口气对下面说“谁吓跑一个外商我拿谁是问”、“谁跟政府过不去政府就跟谁过不去”等等。因此只要前者看中一块地方，后者就充当马前卒——运用手中的权力强迫该地方的居住者拆迁。十几年后拆迁公司多为私有，拆迁情况得到改善，九十年代的拆迁公司皆为国有，皆为国有的意思，就是可以无限制的采取大量地行政手段强制拆除。这更使市民雪上加霜，他们中的一些人原来尚有陋室可居，拆迁后反而上无片瓦。野蛮拆迁使房地产商笑逐颜开，被拆迁者叫苦不迭。即使多数人拆迁后买了房也是被无奈，債台高筑，过着住高楼喝稀粥的日子，而一些领导却以此作为政绩自我吹嘘粉饰太平。
沙田旧城大模范拆迁已经不可避免，市里也不可能在沙田这块商业宝地建造住宅社区来安置被拆迁市民。也没有在其他地方建设新社区安置被拆迁市民的计划，最终只可能采取货币拆迁的模式，而海州在二千年之前的房地产市场根本就容纳不了几万户之巨的拆迁规模（拆迁费用很低，而九十年代被拆迁市民的经济条件普遍较差，不足以形成大地房地产市场，那时还没有房贷一说）。为了缓解矛盾，拆迁公司纷纷在远离市区的城乡结合区建造大量质量低劣的无产权的安置房，将无力在市区购房的市民大部分赶到那里去。
唐学谦也会推挡不住建设新城的诱惑，九十年代，官员地政绩很少与市民利益划上等号，即使是唐学谦也不例外。
张恪一向认为城市建设就没有“牺牲少部分人利益是可以的”说法，但是利益牺牲也轮不到国家公务人员的头上。所以“为了大局牺牲少部分利益是可以的”想法在市里很占上风，他们永远都感觉不到切肤之痛。
张恪坐在唐学谦的对面，心想唐学谦再也不可能感受到那种被驱逐的痛苦吧！张恪倒是有切肤之痛，父亲辞去公职之后回到师院，师院没有给再安排住所，那时还有一些积蓄，就在沙田买下一户私房，九七年赶上旧城改造。幸好小叔接济，若不是如此，再赶上父亲给驱逐出师院，还不晓得家里会怎么的惨状。
毕竟在沙田生活了两年，虽然短暂，但是对周围被拆迁者地状况都有了解，特别加上当时正搞“国退民进”。大量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一部分家庭两难相逢何其凄惨。他们想利用物权法保护自己的权益还要等上十几年才行。
这已不仅仅是旧城保护的问题，既然海州城建设得再漂亮。也不能以上万户市民所承受的拆迁之痛为代价，唐学谦既然要试，张恪倒是想着拖一拖他的后腿。
唐学谦不清楚张恪心里到底在打什么主意，张恪的话让他颇为心动。
四凤桥饮食广场的成功，令前门的繁荣延伸到四凤桥以前，特别是四凤桥饮食广场高额地地租引起市里极大的关注，有价值的土地并不仅仅局限在前门之处，让唐学谦看到快速推动沙田旧城快速改造的希望。
即使如唐学谦这样的睿智，也无法想象情况的复杂。
九十年代海州市的拆迁公司都为国有，张恪还记得有一家拆迁公司地主管单位竟然是市文物局，也就是这家拆迁公司毫不手软地拆除大量原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地建筑。市里拨给被拆迁者的拆迁费用本来就不足，但是却大量地给这些国有拆迁公司所截留。当时国有拆迁公司的利润是现在私营拆迁公司所望尘莫及的。
巨额的利润截留在国有拆迁公司里，随后又通过名目繁多的投资手段，被转移到其他地方。
唐学谦能一下子就打破整个海州市官僚体系的传统改变这种事实吗？
张恪心想：够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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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许鸿伯深处民间就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当然，就凭着这点，想劝阻唐学谦暂时放缓对沙田旧城的改造，也不可能，毕竟不止唐学谦，市里其他人也只看到旧城改造的好处，而看不到弊端，更不会承认市里暂时还没有能力阻止这些弊端发生。
张恪将唐学谦的思路往商业资本上引，可谓用心险恶，只要许鸿伯不捅破，唐学谦日后不可能看出什么来，毕竟谁也不会想到张恪能清楚的预测到今后几年的发展脉络。
再说张恪这么做，是给唐学谦他日后有补救的机会，不至于抱憾终身。
不管出于怎么的考虑，四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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