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耶稣会在传教过程中的花费同样是十分巨大的。
在葡萄牙没有被西班牙合并前，理论上，根据葡萄牙保教权，葡萄牙王室似乎应向澳门耶稣会提供金钱，但事实上葡萄牙海洋帝国虽然承担着巨大的义务，但是它无法满足各个修会的要求。
罗马教廷以及各耶稣总会的金钱也经常缓不济急或难以为继。
有时候私人的捐赠和慈善的遗产捐赠可以部分平衡这种需要，但是在那些没有经济能力的地方，本地的基督徒太穷了，便无法支助他们的教堂，甚至无法管理教堂。
在这种情况之下，只能通过贸易来解决生存之道。
那些耶稣会士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通过贸易的手段来支持他们的传教事业，在澳门尤其是这样。
当时人们普遍地挖苦嘲弄说：“在葡萄牙统治的亚洲地区，来自王室的支持，不是太少，就是完全没有。”
而总督们、兵头们和舰长们则反过来抱怨说：“国王总是优先把钱送给传教修会和教区，而不是给海军、陆军或满足其他民事的需要。”
事实上国王也是经常这样做的。
葡萄牙王室的金库经常是空白，似乎每个人都缺钱花。而这个时候澳门葡萄牙人所从事的贸易活动，正好为耶稣会士寻求解决该会的财政危机之道提供了契机，他们也不得不分神来投入到这项俗务中。
如果说荷兰与英国的教士，经常是通过帮助本国殖民者打理地方行政来维持传教的活动，那么，耶稣会则往往以共同参与贸易来获取经费。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管是新教还是天主教的教士们，无论他们是真正的虔诚，还是借机发财，他们普遍受到汉唐集团的人或者说是他们那个地区的人的嘲笑，这对他们的意志力绝对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在台湾北部地区，范堡牧师和倪但理牧师经常受汉唐集团的人的嘲弄，尤其是一个满脸是红痘的家伙。
据别人介绍，那家伙是一个有着起死回生能力的医生，但是，只要他一见到他们两个在集中营里为每一家每一户送祈，或者引领他们向上帝祈祷时，就高声喊：“大家欢迎吧，为上帝收税的两个仆人来了！”
如果两个人听不懂普通话，大家都听不懂普通话就好了，但是大多数人能。
一到这样的时候，大家都沉默了，他说的是事实。
每到这时候，两个牧师原来总是挺直的腰杆立刻有些软了，脸红了，沉稳的步伐有些乱了，他们两个差不多转身就走，回去向上帝忏悔自己的所作所为，我们真的真的只是为上帝服务！他们不停地忏悔着，然后用心洗去两耳中，那个家伙充满恶意的——真实事实。
两人绝不会丢下这些正处在苦难中的人们，他们都是上帝的子民！
然后两人又以大无畏的精神面目出现在众人的面前，直到再来一次如此的打击。
两个牧师在忏悔自己的时候，也是十分纳闷，那个家伙怎么能知道我们这么多真实的丑事？？
那个家伙脸上的红痘越来越少，幸好他一个月才来集中营一次，幸好不是每一个汉唐集团的人都这样对他们两个，他们大多都在拼命地忙碌着工作。
范堡牧师和倪但理牧师自然而坚决地避开那个家伙，上帝一定会原谅那个年轻人的，要不他脸上的红痘会越来越少？
两人常常在心中念的是：你们中哪个是无罪的，便可以用石块丢她。但是我们的错误愿上帝原谅，不要让那个年轻人嘲笑我们了，所有的错误一定会过去，上帝会宽恕我们。但是那个年轻人的笑声太大了，让他们害怕。
在16世纪中下半至17世纪上半叶，远东耶稣会从事贸易活动的方式就是参与澳门与长崎之间的转运贸易。
当时的明朝政府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但是却默认澳门的葡萄牙人从事着海外的转运贸易，并允许他们每年在固定的时间来到广州从事丝绸交易，澳门的葡萄牙人则将中国的生丝运往日本换取中国所需的日本的黄金和铜。
当时，澳门市议会有时也会组织这样的贸易活动，当地的商人则根据自己的财力拿出一定份额的货物来留给耶稣会。
澳门的葡萄牙商人当然是主要的货主，他们是从事海上贸易的主体。
但是澳门的教会团体为维持自己的生计，也往往投资其中，成为托运货物的货主之一。
这些包括耶稣会在内的教会团体，经常与议事会达成协议，在大船运往的货物中占有自己的一定的份额，以此形式参与当时的国际贸易活动。
由于耶稣会士精通大明和日本两种不同的语言，尽管当时亚洲这两个国家因为“倭寇”问题处于敌对状态，但是耶稣会士却与两国的上层权贵都维持友好的关系，这为他们参与和从事当时的国际贸易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耶稣会士不可能全员参与经商活动，那就颠覆了他们能够存在的核心信念。
他们每三年都选出专门从事庶务的庶务员。
前年，耶稣会成员选出了罗伯神父。那时可把他愁惨，与日本的贸易因为教案而终止，与马尼拉的贸易因为葡萄牙商人的短视而受到西班牙人的限制，明大陆又发生了战争，许多货源断掉了……一时之间，只能维持与印度的贸易，但是总量太小了，特别是荷兰海盗还频频骚扰海船，商业还能维持下去，但是，以后恐怕难以为继。
汉唐集团的出现给他们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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