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雷巴尔科见我的态度坚决，也不好再说什么，只能转身吩咐身边的参谋：“给炮兵军打电话，命令他们停止即将进行的炮击。同时再通知潘菲洛夫将军，让他派人去联络德国人，说我们的高级指挥员要和冯.奈因多尔进行谈判。”
雷巴尔科在下达完一系列的命令后，转身望着我，试探地问：“丽达，你真的考虑好了，不用别人替你去执行这个任务吗？”
我心里明白雷巴尔科一再提起此事，无非是两个原因：一是为了我的安全担心，怕我遭到德军的扣押或者杀害；第二，则是认为德军在这种时候，根本不会和我们进行谈判，更不用说投降了。
考虑到自己不懂德语，以前经常给我当翻译的格瑞特卡又牺牲了，要去城里和冯.奈因多尔进行谈判，势必要找个合适的翻译，于是我便问雷巴尔科：“将军同志，你的手下有懂德语的吗？”
“有的，”雷巴尔科说完这句话以后，便冲着旁边喊了一句：“上尉，到我这里来。”
随着他的喊声，一名身材高挑，面容消瘦的年轻上尉跑到了我们面前。他用眼睛快速地瞥了我一眼后，望着雷巴尔科问道：“司令员同志，请问您有什么指示？”
雷巴尔科朝我努了努嘴，说道：“方面军副司令员同志要到塔尔诺波尔去和德军指挥官谈判，你就跟着她去做翻译。”
上尉面带着笑容，语气轻松地问雷巴尔科：“司令员同志，既然我要陪方面军副司令员去敌人的巢穴，请允许我带冲锋枪和手榴弹去。”
“用不着，”雷巴尔科冲他摆了摆手，说道：“就算不带任何武器，德国人也不敢动你们一根毫毛。你的任务就是为方面军副司令员做好翻译工作，并尽可能地确保她的生命安全，明白吗？”
“明白了，”上尉昂首挺胸地回答说：“我保证完成任务！”
过了半个小时，潘菲洛夫从前沿打回电报，报告说：“司令员同志，德军已派出了一名中尉军官，开车停在了距离我军阵地一百米的地方，等待进城和他们谈判的指挥员。”
“我明白了，潘菲洛夫将军，谢谢你。我们很快就到！”雷巴尔科放下电话后，表情凝重地对我说：“丽达，一名德军军官就待在我军的前沿，等着接您进城。”
“好的，我这就去。”我说着便站起身，准备朝外走。但是雷巴尔科却伸手拉住了我的手臂，担忧地问：“真的没问题吗？”
“放心吧，雷巴尔科将军。”虽然我不知道这场谈判的最后结果如何，但却猜到自己此行绝对没什么生命危险，便冲着站在旁边的上尉一摆头，“走吧，上尉同志，我们该出发了。”
我们两人乘坐的吉普车，越过了我军的防线，来到了等在前沿的德军军官面前。那名中尉军官看到有辆吉普车开到他的面前停下，犹豫了片刻，便离开了他身后的敞篷汽车，来到了我们的车前。
看到我下车时，他的脸上露出了明显的惊讶表情，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他抬手向我敬礼后，用字正腔圆的俄语礼貌地说：“您好，将军阁下，我是奉塔尔诺波尔要塞司令的命令，前来接您去司令部的。”说着，他把身体微微一侧，做了个请的姿势，“车已经为您准备好了，请上车吧！”
按照最初的计划，我们在和德军军官汇合后，会在车上插着白旗进入城市。虽然这只是进入敌方防区的权宜之计，但我的心里也觉得很别捏。如今德军军官让我们乘坐他的车，这样我们在进入德军防区时，就不用打白旗。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吧，所以我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德军中尉等我和翻译上车后，立即启动了汽车，在原地调头后，沿着公路朝捷尔诺波尔驶去。我本来想和他交谈几句的，结果看到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前面的道路，全神贯注的开车，便没打扰他，而是向四处张望着。
我们所乘坐的汽车，从德军的防线中穿过。在车上，我就能看到很多我在前沿指挥部里看不到的情形，那些看似空无一人的战壕里，其实还坐着不少的德国兵。看到我们的车从战壕旁开过时，德国兵纷纷地站起身，望着坐在车里的我，用手指指点点地议论着。
我们的车进入城市，驶过了几条街道后，在一栋高大的建筑物前停下。车刚听完，就有几名站在门口的德军军官，沿着高高的台阶走下来迎接我们。上尉推开车门先下了床，然后将他的座位放倒，以便我能顺利地从前面下车。
下来的几名德军官，看到我以后，脸上都露出了吃惊的表现。一名少校走到我的面前，将我上下打量一番后，板着脸面无表情地用俄语问我：“您就是俄国人派来谈判的人吗？”
“没错，少校先生。”见他既然听得懂俄语，我也就没让上尉为我做翻译，而是不客气地说：“我就是来和你们谈判的人，不知道你们的要塞司令冯.奈因多尔将军在什么地方？”
少校听完我的回答后，把身子一侧，伸手做了个请的姿势，接着说道：“将军阁下，是冯.奈因多尔将军的副官，我们的司令官在二楼的办公室里等着您，请跟我来吧！”
在副官的引导下，我和上尉跟着他来到了二楼的一间宽敞的房间里。进屋一看，在长长的会议桌四周，坐满了德军的校级军官。见到我进门，所有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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