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婶一家，只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普通人，按理说像他们这样卑微的百姓，无论碰到什么遭遇都不足以惊动太多的人，可谁也没想到，因为刘婶的两亩四分地，竟然在长沙府乃至整个湖南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家被毁了，地被占了，日子过不下去了，刘婶决定告状。
她本来不想告，因为占了那两亩四分地的是楚军的退伍伤兵，官府面上的人，俗话说民不与官斗，自己的地契丢了，十之八九打不赢这场官司。
但她不得不告，这块地是全家人最后的指望，被人拿走就断了命根，哪怕希望渺茫，也得试一试。
儿子刘大成是个老实木讷的性子，见了穿官衣的就害怕，楚军退伍老兵身上的旧号衣在他看来也差不多，拦着刘婶不让告状，儿媳妇玉兰和他大吵一架，抱着小孙子回了娘家。
刘婶甩下刘大成，带着女儿小红找到里长，请他帮着说合把地拿回来，没想到在里长家又见了几个穿号衣的，听说叫什么“工作队”，专门下乡来丈量田亩的，平时威风凛凛像土皇帝般的里长，在他们面前声音都低了八度，乖巧而温顺。
一个二十多岁的后生是他们的头，听完刘婶的话，说道：“没地契可不行！回去找找吧，把地契拿来，这块地可以还给你。”
“怎么不行呢？刘家几辈都住在这个村子，我嫁过来也二十年了，乡里乡亲都能作证，那两亩四分地就是我的呀！”
“就是因为乡里乡亲的，所以他们不能作证，作证也不算数，我们只认地契。”
“总爷，您行行好，我家地契被贼娃子偷跑了。”
“那我没办法。要是仅凭几句话就把地还给你，下个人也会这么说。”
“麻烦您查查行么？官府里应该有鱼鳞册的。”刘婶心里越发慌张。
“都被烧掉了，找不到了。”那后生却有些不耐烦的样子，语气越来越生硬……
好说歹说都没用，刘婶这块地，被当做荣军田发给了伤残退伍的老兵，村子里这种现象还有十多家。工作队的态度是能拖就拖，总得把这一季庄稼收完。
兵荒马乱的时候，难民的死亡率居高不下，他们扔下的田地总难么荒着又太浪费，所以都被楚军退伍伤兵拿来耕种，如果难民回来讨要。就拖着把这一季晚稻收了，如果难民不会来，这块地就理所当然归了退伍伤兵。
刘婶这种情况非常特殊，工作队长察颜观色，知道她说的应该是真话，但退伍伤兵都是自己人，多少有些偏袒。现在把地还给刘婶，地里庄稼的归属还得扯皮，于是就借着没有地契的借口，给她碰了个硬邦邦的钉子。
刘婶却如遭雷劈，以为这块地再也拿不回来了。
哀求，纠缠，哭闹，那工作队长也是个年轻后生。压不住火，最后翻脸用强，命人把刘婶一家赶了出去。
为了把地要回来，刘婶又想了很多办法，找到粮长等士绅求情，请他们帮着说话，但一听说对家是楚军的人。无论士绅官吏，还是宗族长辈，没有一个人愿意出头。
所有的办法都没用，刘婶只好到湘潭县里去告状。
意外的是。她在县里碰到一个“好官”——湘潭县令王夫之，让这件事突然发酵，闹得不可收拾。
王夫之人品差了些，学问却不错，朝廷开的第一次恩科没赶上，第二次恩科就高中二甲，外放湘潭县令。
在外人看来，王夫之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令人羡慕，背地里不知该有多么得意，但实际上他们却冤枉了王夫之，自负才高却只中了二甲进士，被挤出了前程远大的翰林院，被挤出了政治中心桂林，最后外放到湖南当个七品县令，王夫之其实非常郁闷。
（王夫之晚年的学术成就的确很高，后世有一大串牛人都深受他的影响，魏源、谭嗣同、曾国藩、黄兴、宋教仁、乃至新中国的几位领导人……这些闪闪发光的名字奠定了王夫之的学术地位。）
刘婶一家告的是楚军的人，换做别的官员，肯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会采取高压手段强行把这件事压下去，王夫之却不愿这么做。
他想做个为民请命的强项令。
这本来倒也没什么，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那块地本来就是刘婶的，刘婶本来就占着理，只要据理力争和楚军交涉，就能把地拿回来。
但是，王夫之却存着邀名的心思，对楚军的很多做法也看不惯，一心把事情搞大……
……
汪克斌在衡阳呆了半个月，兵工厂重新开工后刚刚松了一口气，突然接到调令，到长沙府参加丈量地亩的工作。
农耕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围绕土地和地赋产生的名堂也最多，说到底都是为了尽量扩大自己利益。地主、自耕农和佃户想尽各种办法逃避赋税，朝廷的鱼鳞册上早就是一笔烂账，和真实的土地出入极大。
该入册的没入册，入册登记的数量却少了很多，水田变成旱田，旱田变成了抛荒地……反正朝廷按着鱼鳞册收税，没有入册的土地就少交一份赋税。
围绕着土地赋税，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链，士绅地主上上下下结成了攻守同盟，当年孙传庭在陕西清查田亩，打击地主豪强，就得罪了一大票人，在背后不停垫砖把他搞垮了。
对庞大的地主阶层来说，孙传庭其实只是个小角色，哪怕崇祯帝和多尔衮也对此无能为力，而李自成不信邪，一直不和地主阶层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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