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克凡连劫四库，经过短暂的沉默后，引来朝野上下的口诛笔伐，物议汹汹。
这就像两个人发生矛盾的时候，一方突然翻脸动手，沙钵大的拳头一拳撂在对方的脸上，一下子就把他打懵了，事后却闹了起来。
打人的突然动手，气势汹汹，挨打的又惊又怒又害怕，不知道这家伙到底要干什么，为什么变得这么凶，会不会做的更过分……
有血性没顾忌的会还手，但也不愿拼命。没血性有顾忌的一边躲闪招架，一边和对方讲理，如果对方蛮不讲理，只好忍辱吞声。总之是好汉不吃眼前亏，没必要和疯子拼命，其他的，一时顾不上想太多。
等到架打完了，打人的扬长而去，挨打的这才回过神来，屈辱和愤怒代替了害怕，或者找人报复，或者报警什么的，咬牙切齿一定要找回场子，不肯善罢甘休。
汪克凡突然动粗，文官们都很害怕，不知道他会闹到哪一步，等到事情过去了，大家才发现没什么大不了的。楚军只是抢了些银子，既没有发生兵变，也没有公然造反，除了吕大器和他的子侄门生很吃了些苦头，还有两个兵马司的士兵被流弹射伤之外，这么大的一场乱子闹下来，竟然一个人也没死。
文官们立刻胆气一壮，对汪克凡群起而攻之，舆论很快形成一边倒，汪克凡从功勋卓著的抗清名帅，突然变成了人人得以诛之的乱臣贼子。朝野上下。为汪克凡辩护的声音几乎被淹没了，楚勋和帝党里有些人顶风出头，立刻也变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就在这个时候，隆武帝下旨，加封汪克凡的母亲刘氏，以及他的妻子傅诗华。
隆武帝这么做，并不是一时头脑发热，而是经过反复考虑的。
朝野间正闹得沸沸扬扬，隆武帝下旨加封汪克凡的母亲妻子。与其说是拉偏架，不如说是明确表态，亲自站了出来。对那些反对隆武新政的文官勋贵下了一封战书。
大明开国至今二百八十多年，永乐时期，明成祖朱棣担心王公勋贵学他一样造反，对地方藩王进行严格的圈养。勋贵武将逐渐被挤出权力核心。到了土木堡之变后，武将勋贵集团更被一扫而空，文官阶层迅速抬头，“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形成，一直延续到明朝末年。
在明朝中后期，武将勋贵固然失去了权力，皇权也不断降低。
没有制衡的文官集团和士绅地主结合，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皇帝渐渐被架空，直接掌握的权力所剩无几。甚至连最重要的兵权都在内阁手中。为了对抗文官集团，明朝中后期的皇帝只好倚重宦官集团和锦衣卫这样的天子亲兵，这才有了刘瑾、魏忠贤等大太监的风光一时，太监和锦衣卫也因此在史书中被骂的狗血喷头。
总的来说，在明朝中后期，皇帝虽然有宦官集团帮忙，大多时候还是斗不过文官，生错了时代的正德皇帝，不能认老爸的嘉靖皇帝，只能装哑巴的隆庆皇帝，坚决不上朝的万历皇帝……都被文官欺负的很惨。
按照朱元璋设计的政治体系，皇权本来可以保证足够的权威，皇帝之所以斗不过文官，里面的原因很复杂。
从表面上来说，文官之所以如此强势，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舆论和话语权，明朝中后期的皇帝从小就要接受严格的教育，十几年如一日被灌输各种理学思想，对文官集团不敢下狠手，害怕染上道德污点。比如万历皇帝被文官欺负了，长年赌气不上朝，却没有其他的行动，反而让文官的权利越来越大。
从深层次的原因来说，皇权降低是因为政治架构出现了问题。王公勋贵被圈养了，武将处处仰人鼻息，只剩下“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皇帝名义上掌握着最高权力，但是各种施政方针和决策都要通过文官集团执行，宦官集团因为自身素质有限，不足以承担重任，皇帝身边可以信任的人越来越少，干什么事情都要通过文官，被一定程度的架空了。
到了明朝末年，崇祯皇帝上来就把魏忠贤漆里哐啷干掉了，一时间“众正盈朝”，东林党把持朝局。具体到每个人，东林党未必都是祸国殃民的奸臣，但在没有制衡和监督的情况下，国家的方针政策连续出现重大失误，再加上各种天灾，大明王朝迅速走向衰落，形势急剧恶化。
崇祯帝后来也发现情况不对，开始重用曹化淳等太监，但是为时已晚，“万历三大征”的辉煌还在人们的记忆中，大明王朝转眼间就土崩瓦解。崇祯临死前痛呼“诸臣误我”，充满了的懊悔和无奈，把文官集团一竿子打死一船人，全部、彻底的否定。
到了南明时期，武将的地位虽然有所提高，但是整个的政治架构没有变，仍然是文官当政的老一套，如此一来，皇权反而进一步降低……弘光帝为了对抗文官集团，通过权臣马士英和武将联合，和东林党正好打了个平手，略微还占一点上风，隆武帝上台后，在东林党和郑芝龙的双重挤压下，像个受气的小媳妇。
隆武帝登基之后，一直试图改变这种情况，在福建时期就开始扶植南党，对抗东林党和郑芝龙的双重封锁，再加上他血统不正，急于笼络人心，所以大发乌纱帽。在福建时期，隆武朝的内阁成员之多，开创了大明朝从未有过的先例，最多的时候一度高达二十余人。
逃出福建后，军阀中再没有像郑芝龙这样的庞然大物，武将的威胁迅速降低，文官集团变成了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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