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山，济尔哈朗大营。
满清数万大军，在茅山前面扎起梅花营，互为掎角之势，济尔哈朗的中军大营设在一个叫做蒲塘的小村子里，群山环绕，四通八达，与各营之间都有便捷的通路。
阴暗的天空看不到阳光，远处的炮声隐约可闻，清军士兵将收集的尸体的进行焚化和掩埋，又点燃降香、艾叶、大黄、苍术等药物进行蒸熏消毒，道道烟气升上天空，蒲塘村内外充斥着浓郁的药味，和那股更为浓郁的尸臭混杂在一起，变成了一种奇异而令人作呕的味道，久久难以消散。
屋子里面同样充满了药物的香味，正中摆着一个硕大的虎头骨，其他各处插满艾草，挂着大大小小的辟邪绛囊，门口则挂着几条马尾松的松枝。松枝晃动，一个美貌的侍妾迈着碎步无声地走进来，在济尔哈朗面前跪倒，呈上一个放着杯碟水盏的精致漆盘，济尔哈朗端起一杯雄黄酒饮尽，再拿起一杯净水漱口，在喉咙里呼噜噜转了几圈，呸的一声吐干净，脸上的神情才好看了些。
他拿起一包雄黄散打开，用指甲挑些药粉就着香油和一下，抹在人中位置，然后起身带上暗嵌马蹄木绛囊的帽子，套上装有女青绛囊的马褂，穿戴整齐后迈步出屋，直奔中军厅。
十来个刚刚从后方调来的名医正等在这里，听到亲兵通报郑亲王驾到，连忙伏地跪倒，一个个面色惶恐。
到了江南之后，清军不愿在夏天作战。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害怕瘟疫，可是怕什么来什么，济尔哈朗的军中前几天突然爆发疫情，并且迅速扩散，部队作战因此受到了严重影响。
当年李自成能够轻取北京。逼得崇祯上吊自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北京爆发了大规模的鼠疫，全城百万军民悉数染病，死亡二十余万，李自成的大军杀过来的时候，北京城里连一万守军都凑不出来……李自成进北京后。大顺军也跟着染上了瘟疫，战斗力严重下降，被清军在一片石轻易击败。
（按现在的流行观点，崇祯末年是小冰河时期的最后阶段，也是近一万年来最冷的几十年。在这个天灾不断的时期里，除了明朝的农业遭受严重打击外，西北和蒙古草原的气候也发生剧烈变化，草原上的老鼠混不下去，南下迁移到人口密集的农耕地区，山西和北直隶地区随即爆发大规模的鼠疫。
当然了，鼠疫爆发不是明朝亡国的核心原因，只是适逢其会的催化剂。当时北京城里流行的是肺鼠疫。应该是欧洲十四世纪黑死病的延续，这种肺鼠疫的病菌在比较低的气温下才能生存，清军占领北京后天气转暖。肺鼠疫的疫情很快得到控制……总之满清那几年气运很盛，翻牌都是清一色、大三元外加杠上开花，大明这边则是大相公、小相公不断，根本没法胡牌。）
济尔哈朗很无奈。
对于瘟疫的危害，清廷上下都非常重视，出征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济尔哈朗不仅带来大批的药物，对卫生防疫抓的也很紧。但是八旗兵都来自辽东苦寒之地，不适应南方潮湿闷热的气候。也不愿遵守苛刻的卫生习惯，最后防不胜防还是中了招。（说句题外话，北方气温较低，细菌病毒较少，苍蝇蚊虫的活跃期也比较短，所以北方人的生活习惯相对粗放一些，南方人往往就觉得北方人不讲卫生，北方人呢，又觉得南方人的穷讲究太多……其实对换生存环境过上几代，大家都会变成对方那个样子，互相理解吧。）
最开始是蚊虫叮咬引起的疟疾，然后又有大量的士兵染上了痢疾和霍乱，严重腹泻，高烧不断，军中的医官按照“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来治，反而越治越严重，越治越泛滥……南方的蚊虫蛇鼠太多，水和食物很容易变质，满清几十年前还是茹毛饮血的渔猎民族，辽东动不动就是零下十几度、几十度的天气，很多八旗兵一个月也未必能洗一次澡，喝生水也从来没有生过病，济尔哈朗虽然三令五申，大多数士兵还是贪爽快不愿饮用开水，也不喜欢洗澡，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越来越多的八旗兵被传染，总是不能断根。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有些卫生习惯的重要性济尔哈朗自己也不明白，反倒是那些绿营兵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自觉的更讲卫生，染上瘟疫的不多。
让济尔哈朗稍感庆幸的是，由于清军准备充分，疫情刚起就采取各种手段进行防治，隔离患者，烧埋尸体，药物蒸熏，打扫清洁环境，统一使用厕所等等，费尽全力才勉强控制疫情，还不到全军崩溃的地步……从疫情爆发以来，总共死了一千多个士兵，只看死亡数字的话，相对五万大军来说，似乎不算太严重。
但在彻底根除疫情之前，济尔哈朗还不敢掉以轻心，更多的却是担心。
军中的医官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对症的治疗药物，疫情始终没有根除，行军作战都是高强度体力劳动，宁镇会战持续的时间越长，士兵由于体质下降遭受传染的几率就越大，疫情稍不留神就会发生反复，甚至会更加猛烈的爆发……好汉扛不住三泡稀，腹泻会造成体力严重下降，发病的士兵必须休养一段时间才能恢复战斗力，清军死亡的士兵虽然只有一千多个，被传染发病的士兵却已经上万，如今大敌当前，如果瘟疫一直无法根除，就真的要考虑退兵了。
走进中军厅，济尔哈朗径自到帅案后坐下，目光扫过跪在地上的一众医官，和蔼说道：“诸位请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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