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他怀有“逆贼”、“叛臣”的成见有关，另是修史，材料已然残缺不备，故直到几百年后的《新元史》《元书》等才为之补写专传。
注：说不通，既然在《金史》《元史》事后都已经材料残缺不备，为何几百年后还能为其补写专传？如此说来，补写的专传是虚构为主的？那还不如前世的记载零星更加的严谨。此外，史学家的成见也说不通，因为历史就是要记录正面和反面，历史不记录的原因只能有一个，就是这个人物无关紧要。如果真的是很无比，更应该写下劣迹让他遗臭万年才对。
这段历史，要么就是史学家认为无关紧要，要么就是完全没有任何资料，使得连杜撰都不可能。
蒲鲜万奴，祖籍辽人，历来对他有两种评价：一是否定的，认为他是个人野心家，在搞叛乱，使金朝分裂内讧，削弱了抵抗蒙古的力量，应该批判；二是肯定的，称赞他是“辽东怪杰”，甚至誉其可“媲美阿骨打”。 由于史料的缺乏，以至于其家世在文献上渺然无存，即便是姓名也歧说不一，也有记作完颜万奴、夫合讷、富鲜万奴、布希万奴、秃珠大石、万家奴、也奴、萧万奴、万肃奴等。“夫合”、“富鲜”、“布希”为“蒲鲜”的别称，“讷”为“万奴”的急读。“完颜”可能是金之赐姓。
注：也就是说，现在记载的历史可能是无数可以混同发音姓名者的集合体。这是典型的历史谬误，就是把两个名字类似的人理解成一个人。
他初见于史籍记载，在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以尚厩局使（尚厩局是职司御马调习牧养的机构，次官为“使”，从五品）作为右翼都统完颜赛不的副统与宋军作战（《金史》卷12《章宗纪四》；卷113《完颜赛不传》），万奴出奇兵，配合完颜赛不的正面进攻，取得击溃宋军主力皇甫斌所部步骑数万的巨大胜利。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被任命为招讨使的监军，驻守于野狐岭，由于主帅无能，被蒙古军战败，精锐尽没。同年，耶律留哥起兵叛金，契丹族群起响应。至宁元年（1213）他受咸平路招讨使，驻屯咸平（辽宁开原）平叛。一战迪吉脑儿（辽宁昌图附近），大败，卫绍王再次宽谅了他，并擢任咸平路宣抚使。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任辽东宣抚使，成为辽东地区的最高军事行政长官。当年，与留哥二战归仁，因轻敌而大败，退入东京。
二、建国称王
1214年金宣宗逃往南京（开封），中都（北京）陷落，金朝覆亡已成定局，由于陆路交通联系断绝，辽东已成孤悬海外的一隅飞地，处境更为危难，“时金主御下严刻，万奴畏罪不自安，又闻东驾迁汴，不暇东顾，思乘间据地自擅”。（《蒙兀尔史记\蒲鲜万奴传》）二次败于留哥亦使他认识到金朝已无挽回中兴的可能，因而唯有改图另举，别建新业，或可振奋人心，又可免受金的制约。
金宣宗贞祐三年（1215）春，万奴发动兵变，分兵两路，一路南下为偏师，一路北上是主力，以攻取上京为战略目标，迅速占领了咸平、东京、沈、澄等州，接着又进攻婆速府路，攻掠上京城等地。不久留哥趁机袭破东京，建国号“辽”，万奴妻李仙娥被可特哥强娶。但留哥无意久居，劫掠一番后离去，万奴才得以收复东京。
注:可怜的李仙娥，强娶是个暧昧的词语，真实如何大家都知道。
起兵之初，虽取得“沈、澄诸州，及猛安谋克人亦多从之者”，但不久就连遭挫折，连已经归附的宾哥、出台、按出等十一个猛安又转投比他职位低的多的纥石烈桓端，更严重的是根据地东京的丧失，经过几个月的经验教训，使万奴认识到辽东宣抚使的名义已不起多大作用，必须改弦更张，树立起建国称王的新旗号，重振女真民族精神，才能起到诱发辽东将士，收揽辽东人心的目的。乙亥年（公元1215年，金宣宗贞祐三年）十月，在东京建都自立为天王，国号“大真”，年号天泰，谋求女真之复兴。
注：从这里看来，并没有多少军事才能，反而是那种乘乱捞小便宜的人，现在捞了之后又没有能力保有，最后只好放弃之前一切原则的小人。属于枭雄中野心大于能力的那一类野心家，自然对于我他是一个英雄，但是在当时那种时代，他的光芒可能只能衬托其他人的伟大而已。
三、曲降蒙古
大真建立之初，处境艰难，被蒙、金、辽三国所围困，阻隔了与外界联系的陆路通道。辽东南部和东部的金朝成为它最近的敌人，遭受最紧迫的威胁，金廷以曲赦辽东路许以高官诱使分裂的策略，图谋笼络和瓦解其军心，从内部搞垮，更调整辽东部署，“诏谕辽东诸将共讨之”。而辽由于内部的自相残杀，又迁居辽西之地，留哥更是投降蒙古，成为其附庸，虽仍有威胁，但已退居此要地位。故对大真而言，最大最危险的敌人当是兵锋正急的蒙古。如与之硬抗，必将败亡，若伪降，还可保存实力，蜷伏待机。于是，1216年10月间，递出降表，以其子帖哥为人质入侍御营。
注：果然。
四、东迁立夏
蒲鲜万奴通过麻痹蒙古，使之松懈了对自己的防范，降后不久即趁隙“率众十余万，遁入海岛”（《元史.木华黎传》），故作局促蜷伏，无意卷土重来之态，进行了一次大的军事转移，保存、休整了部属。1217年2月辽东蒙军统帅木华黎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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