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传言中，厂里人人自危。和沈洲同住一室的韦驿己经辞职了，暂时便只有他一个人住那间房，我每天一下班便和沈洲呆在一起，那段时间，沈洲对我也是少有的细心和体贴。在初夏的东莞，我们象两只看不到未来的流浪狗，互相安慰着等待不可预知的明天。
那天晚上吃过饭，我又急急地朝沈洲的房间走去，段明兰忽然在路上拦住我，她似乎比以前漂亮了，但神色之间却有掩饰不住的忧伤。
193。
自从做了孟小姐的助理后，我和包装组及车位组的老朋友都疏远了许多，似乎之间有了隔阂一般。此时的她，也不象以前和我说话那样随便了。我努力亲热地问：“明兰，你气色比以前好多了呢。”
她害羞地笑笑：“乱讲。海燕，还会不会解雇男工？”
我为难地说：“我也不知道呢，你又不是男的，问这个做什么？”
她犹豫了一下，终于说：“我谈一个男朋友，叫谢军，己经放假三天了，是我们车间的车位，我好怕他也被解雇。如果他被解雇，你能不能帮忙留住他。”
男车位是这次被解雇的首要职位，每一个被解雇的男工都是由各部门的主管点名的，那些主管都在想方设法留下自己的老乡或朋友，哪有多余的名额让给别人？再说我在车间的地位本就是非常尴尬的，又有哪个主管会给我面子？想到这里，我暗中叹了一口气，极不忍心地摇摇头：“对不起，明兰，不是我不帮，实在是，我没这个能力。”
听了这话，她神情愈发忧郁了起来，无助地说：“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我看准四下无人，小声引导她：“或者，可以去劳动局投诉。”
她苦笑道：“劳动局？之前被解雇的那些人早就去过了。”然后她叙说了那些男工投诉的遭遇，听得我的心冰冷到了极点。
原来，那些被解雇的男工们在亲友的指点下，先是打电话给镇劳动局，镇劳动局让他们找劳动仲裁机构，劳动仲裁机构让他们找社保，社保让他们找劳动局。万般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打电话给市劳动局，市劳动局却又要他们找镇劳动局。他们象皮球一样给人家踢来踢去的，后来他们联合了几十个人硬闯进镇劳动局，镇劳动局第一次态度很好，让他们回去等待处理。他们就回来等处理了，焦急地等了三天过去了，什么处理结果也没有。从厂里出来后，他们并不是住在同一处，第二次再去就剩十几个人了，劳动局的人就让他们拿劳动合同，他们拿不出，因为厂里根本没有和他们甚至和任何人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局又让他们拿解雇通知书，他们拿了，是复印件，但上面结算工资那一栏有他们的签名，劳动局便以此认定既然己经领了工资并在解雇通知书上签了名，就是同意被解雇的，还告什么告？如是还要告下去，叫他们找劳动仲裁机构。
他们再想去找劳动仲裁机构讨说法时，才发现只能联系到几个人了。同时也明白，这样来来去去，就算讨了一个说法，就算补偿了一个月的辞退代通知金，还不够车费、电话费的钱，还有所付的精力和所受的屈辱呢？最重要的是，还不知道要被人当皮球踢多久？当猴儿耍多久？
她语无伦次地说完，我完全傻住了。她哀求地对我说了声：“打扰了。”便拖着沉重的脚走向不远处一个黑瘦的男孩。我知道，那就是她的男朋友谢军了。
194。
一周后，针、梭织两厂竟然又分两次解雇了180人。这180人解雇得更加突然，名单是早就拟定好的，甚至连原先的手续都省略了，只结了工资便将这180人打发走了。
这次解雇，连治安队都没有出动。但所有被解雇的人都垂头丧气，自认倒霉，第一次解雇那160名针织厂男工的混乱局面，再也没有出现！
这180人中有谢军的名字，再看到段明兰时，我感到十分惭愧。而她，除了不停地叹气，什么也没有说。
虽然我现在是助理了，但我知道这个职位于我是名不副实的。不但帮不了段明兰，甚至自身难保。以前在学校，我一直拼命用成绩证明我的勤奋，用一点一滴的证明我的人品。所以自从来东莞后，我一直认为，少出错最好不出错就可以证明我有能力胜任本职工作，与人为善可以证明我的友好。
可惜事实证明，我错了，并且错得很离谱。无论我如何努力如何与人为善，办公区的人依然对我刻意疏远了，即便偶有同事和我多说两句话，看到孟小姐或珍姐等人，也立刻会讪笑着离开，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虽说孟小姐对我不象过去那样疏远了，特别是有时高总进车间时，她对我是益发亲热了起来。我隐隐感觉有些不安，但脑子却总也转不过来弯。所以在工作上，我并不开心。
幸好因为非典，很多人转移了视线。人们更多的是担心自己有没有发烧，以及非典会不会大规模爆发。一有发烧或咳嗽的员工，马上会被送去医院，或搬进特定宿舍进行隔离观察。
这种特殊的礼遇连职员也不例外，卫梦不过是轻微的咳嗽，去医院马上被要求照x光，打针吃药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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