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节男方家要送价值不菲的“节礼”，订婚的时候，还要送万儿八千的礼金，礼金是给女方父母的。除此之外，以后小两口要用的家具、电器、衣物、日常用品等等，均由男方家做好买好送到女方家，这些物品统称“彩礼”。结婚那天，这些“彩礼”便变成了“嫁妆”，再浩浩荡荡地由女方家拉到男方家。若是男方家的“彩礼”足够丰厚，女方家就不用花太多的钱了，在别人面前也很有面子。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条件是，对方是名声清白的chù_nǚ。若婚后男方得知自己被骗，女方便从此没有好日子过了。并且，女方在村里，一辈子也别想抬起头，唾沫星子是可以淹死人的。
中华民族几千年传承下来的贞操观，即便在高度发达的大城市，也是阴魂不散。在农村，就更是根深蒂固的了。象我这样名声不好的女孩子，即便心思灵透，即便纯朴善良，即便貌美如花，在他们眼里，也是一钱不值的。所以村里未婚女孩子的那种待遇，我是断断享爱不到的。
我妈对刘军一家忍气吞声，也是因为她清楚地知道我现在的身价。要么减价处理，嫁给一个又老又丑或残障智障的男人；要么就象现在这样，嫁给一个象样的男人，如刘军这样，但必须倒贴。而刘家，显然是知道这点的。我妈情愿倒贴也不要我选择前者，己是对我非常仁慈了。别人养女儿都有得彩礼拿，只有她养女儿还要倒巾，在这一点，我感觉自己很对不起她。
除非我再次离开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否则，只要我想在家里找男友，便永远摆脱不了一文不值的身价。可我再也不想外出，不想打工了啊。考虑再三，我终于决定：就按我妈说的去做，只要登了记，又有我妈死缠烂打，谅刘军也不敢反悔的。到那时再砸锅卖铁凑那一万元钱，我相信只要我家和他们齐心合力，东拼西借，凑一万元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也许，我这样是对刘家的欺骗。但反过来说，刘军一开始就是奔着我的三万元钱来的，动机同样不纯。我相信刘军和我一样，原本都想做一个善良而有尊严的人，但所谓的善良和尊严，在冷酷的现实面前，是怎样的不堪一击啊。再说娶了我，我的耻辱便要分给他一半，他又何尝不感到委曲呢？
现在，话己摊到了桌面上，既然他无情，我又何必有义？纵观周围，有多少对婚姻是基于道义勉强维持，而并不是因为相爱。我现在的处境，最需要的就是一份婚姻。婚姻，说到底，是做给外人看的。至于是不是貌合神离，是不是两情相悦，外人哪管得了这些呢。
事到如今，除了牢牢拴住刘军，拴住这桩注定不会幸福的婚姻，我实在是无路可逃啊。这就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至于发射出去的后果是什么，却不在我考虑的范围。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也无所谓谁对谁错的。或者我和刘军都错了，又或者，我们都没有错，但这一切，只有天知道！我感到无限悲哀，为自己，也为刘军。
305。
一旦把钱给了刘军，我便不能到“中兴”商场卖童装了，这让我感到非常遗憾。正考虑要不要给二嫂打个电话时，二嫂却火急火燎地给我打来了电话。我刚“喂”了一声，她就迫不及待地问：“海燕，你那个档口到底还租不租？要租，就赶紧过来把合同签了，租金交了，要是不租，还有很多人排着队等呢。”
我沮丧地说：“对不起，二嫂，我要登记结婚了，没法去卖衣服了。”
二嫂很是诧异：“你怎么这样想？登记结婚又不耽搁卖衣服。要按你那样说，我和你二哥就不能卖衣服了？”
我苦涩地说：“我和你们不同的。”
二嫂一个劲地劝我：“海燕，大家都是人，有什么不同？你就甘愿一辈子呆在那个穷乡僻壤挨苦受穷？你不为自己想想，也要为你弟弟想想啊。”
我真是有苦难言，只能对着话筒唉声叹气：“没办法的，己经决定了。”
二嫂生气地说：“既然你己经决定了，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啪”地一声挂了电话。
那一声“啪”地挂电话的声音，象一记重锤一样敲在我的心上。去县城卖衣服的路断了，看来，我只有把命运和刘军捆在一起了。
虽然现在登记不象以前那样强制婚检了，但登记之前，刘军还是过来带我去做婚检。
我妈不以为意道：“现在不强制做婚检了，哪还有人去做？不过是走走形式，收钱盖章，有病也查不出，现在不强制了，谁还去花那个冤枉钱？”
刘军却严肃地说：“我不管别人怎么样，我们是一定要婚检的。”说完，轻蔑地瞥了我一眼。
听了这话，我知道他是怕我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脏病，羞愧地低下头。刚才还满脸笑容的我妈，也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再不说一句话。
婚检那天，虽然我们特意照了几张一寸照片。到了镇卫生院，这也是镇上唯一的一家卫生院。听说我们是来婚检的，负责婚检的两位医生都感到惊讶。原来自从取消强制婚检以来，我们是第一对来婚检的。
医生还算热情，但要先交钱。我们只好拿着医生开的收据去收费处交钱，我是293元，刘军是280元。刘军还算大方，将早就准备好的钱递了过去。
拿到收据，婚检才正式开始。但医生的态度也没有交钱之前好了，她面无表情地扔给我们两张表格，吩咐我们各填一张。表格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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