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在外人眼里，丽娟嫁去香港，攀了高枝，一生有享不尽的锦衣玉食，是非常幸运的。但只有我知道，丽娟并不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女孩子，她是多么舍不得深爱的陈刚，多么舍不得生她养她的这片土地啊。
幸福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丽娟舍弃了刻骨铭心的爱情，舍弃了和亲人团聚的机会，得到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荣华富贵，但她并不感到幸福。我一无所有，我声名狼藉，但我生活在这片贫穷而熟悉的土地上，我不需要忍受亲人不能相见的痛苦，我感到现在的我是幸福的。
虽然进工厂打工，一个月可以赚到农民辛苦一年也赚不到的钱，但一想到打工，我就想起“农民工”、“打工仔”、“打工妹”等等这些歧视性质的称谓；就想起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明抢暗劫，想起查暂住证的治安员，想起没日没夜的流水线作业，想起车间主管象对待牲口一样的喝斥，想起吞咽粗劣饭菜的艰辛，想起人情的冷漠与孤援无助，还有很多很多。
所有这一切，都让我不寒而栗，异乡于我，是深不可测的悬崖。哪怕在故土有一线生机，我都绝不会往悬崖下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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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想抓住的一线生机，就是到“中兴商场”去卖服装。
我原以为，有二哥那句话，我便可以高枕无忧了。但是，当我回家把二哥的话和妈妈一说，她却并不乐观：“人家话虽然是这样说，也不要报太大希望。我叫你去找他，也不过是想多一条路。毕竟，我们和人家无亲无故的，帮我们是人情，不帮我们是本份，要做好人家不帮的准备。”
我有些不满：“再怎么说，我和丽娟也是好朋友呢。”
我妈不屑地“切”了一声：“他是怎样的对丽娟的你忘记了？对丽娟就那样，对你又能怎样？虽然丽娟嫁入了好人家，但毕竟是个傻子，外面谁不说他们实际上是把丽娟卖了？用卖妹妹得到的钱去开服装店，也不怕遭报应。”
我想起二哥和丽娟妈当初逼丽娟嫁给傻子的狠劲儿，还有上次，二嫂那样热情地让我去她隔壁卖童装，也不是没有自己的想法的，不觉也寒了心。
时间过得真快，很快又到收割小麦的时节了。虽然收割小麦相对收割稻子要轻松些，但收过小麦后，便要耕地、放水灌田，最后插稻秧，所以比收割稻子的那次农忙更累一些。收麦子的时候，我的双臂不但染上了一层黑黑的“麦丹”，也被麦芒刺出一条条红红的划痕。小麦虽然很漂亮，但它的麦穗外面，却有一层薄薄的、黑黑的东西，我们把这层东西叫“麦丹”。我双臂上的“麦丹”还没有洗净，划痕还没有愈合，又很快到插秧的时候了。
弟弟上初三，要准备中考了，所以没有放忙假；妈妈有关节炎，割麦子还行，但我不想叫她下水，所以几分稻田，都是我一个人插秧。
插秧的时候，小半截腿浸在布满麦茬的泥水里，头顶是炽热的太阳。双腿、双手在泥水里泡久了，再被太阳暴晒，皮肤先是发红，然后发白，最后一层层的皮往上脱。刚脱了老皮的皮肤，经太阳一晒，更是生生地疼。
我从小就怕这些软体动物，别的软体动物都还有可能躲避，就是稻田地里的蚂蝗，真是避之不及。记得我第一次下水学插秧，感觉小腿肚一疼，抬起腿来一看，一条小拇指长的蚂蝗正死死叮着我的小腿肚子，黑黄的身子还不停蠕动着。当时就吓得我哇哇大哭。幸好爸爸赶来，一巴掌拍掉了。但现在，没有爸爸帮我拍打了，妈妈正在远处的田头整理稻秧。我的腿越来越疼，软软的蚂蝗让我头皮发麻。
正在旁边地里插身的淑芬也看到了，她大喊：“海燕，你腿上有蚂蝗，快打啊。”
我好害怕，那条腿都不敢动了，战战兢兢地说：“我，我不敢打。是不是等它喝饮血了，会自己松开？”
五福半真半假说：“才不会松开呢。蚂蝗如果不打掉的话，它有可能钻进人的皮肤，说不定还会钻进你脑袋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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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恐怖！情急之中，我硬着头，忍住对软体动物的恶心，猛地扯住蚂蝗的后半截身子，拼命往下拉。可那蚂蝗仿佛长在我腿上一样，怎么也扯不下来。淑芬大笑：“谁叫你扯啦？快打啊，蚂蚯只能打的，再不打，真的要钻你脑袋里了。”
我连忙放开手，闭上眼晴，猛地一个巴掌拍下去，大约是吸得太紧了，连拍了两大巴掌，蚂蝗才掉下去。我怕它再来叮我，赶紧找了一根小树枝，将它挑到了田埂上。
望着田埂上跳跃了几下就不动了的蚂蝗，我第一个念头是：农民种点粮食很不容易；第二个念头就是，很不容易种的粮食，在物价飞速上涨的今天，却比什么都便宜！
农忙过后，我整个人瘦了一圈，脸也是红黑红黑的。照镜子的时候，我就想，这样的红黑，是长期在农村生活的人惯有的脸色。如果我沿袭母辈们的生活习惯，嫁一个农民，永远在农村生活下去的话，这样的脸色，是我最终的肤色。并且，我会和母辈们一样，整天围着丈夫、孩子、田地、锅台家务转，脸上早早刻上皱纹，早早衰老。最重要的是，我的青春，我的理想，只能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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