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老头儿的这许多好处，这个五尺大汉心肠软了，他好言抚慰，答应把他调到省新华书店的淮海批销站当站长，另辟一方天地让他和仲月清竞争。“这方天地你再斗不过仲月清这小娘们，就是你无能了。”于是老万对崔经理有如对再生父母那样，千恩万谢地走了。
仲月清当了书店一把手后，兑现竞选诺言，落实岗位责任制，
承包指标到人，盈亏与个人、班组效益挂钩，开办批销中心，大力发展副业，并首次在书店系统推行全员合同制和干部聘用制。她开办了酒店、美容店、音像店、照相馆，利用副业资金改造装修门市大楼，迅速扩大图书品种。一招一式使就设在马路对面的省店淮海批销站的老头子根本无力与之竞争，最终只能惨淡经营，改销文化用品，苟且度日。
就是如此，他一刻也未忘记孝敬孝敬在危难之中解救他的恩人，不时地用公款送上一台冰柜、电热水器之类，还是那么委琐琐地上楼下楼，气喘吁吁地说一些不着边际的奉承话。
仲月清的事业蒸蒸日上，尤其是她的“以主带副，以副养主”的决策，收到明显效益。在抓好图书发行的同时，大搞第三产业。她毅然决定将原设在中心门市部迁到郊区建造新库房，将原来的仓库改造成了拥有多个中西风格的包厢和一个综合型大餐厅的饭店。高薪聘请名厨，并别出心裁地推出“新华菜系”，使“新华酒家”名噪淮城。新建成的图书发行大厦与广场对面的三星级淮海大饭店呈**对峙之势，双方竞争激烈。
新华酒家终于以浓烈的文化氛围，色、香、味俱全的独特风格，又以价格的优势，终于赢得了“住在淮海，食在新华”的美誉。
她成了a省出版界的明星，崛起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她成了省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并以市级新华书店经理的身份竟与谭冠厅长一起作为出版界的代表参加省人大会议。他们在性格和观念上差异甚大。她在风风火火地干，他基本是冷眼旁观，门市部改造、发展农村网点、建造职工宿舍，谭厅长未掏一分钱。市新华书店每年的利润年年交省。这钱自然成了谭厅长和崔总经理囊中之物，看谁顺眼就洒一点给谁。他们成了散财童子和救世观音。
诸如仲月清这类孙悟空一样的人物，五行山下压不住，不妨给一个“弼马温”之类的官衔或者明升暗降给一个空有美名的“齐天大圣”称号。总之，得把她调离花果山，才能去掉心腹大患。谁叫她天天叫嚷着“要明晰新华书店的产权，成为独立的法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果然，仲月清在升任省出版厅副厅长后就像孙猴子进了如来佛的掌心，带上紧箍咒，只扑腾了几下，便再也没有当年在花果山的猴劲了。
叫她去管“扫黄”、“版权”这块只有骨头没有肉的差事，不就等于把“齐天大圣”当“弼马温”用了吗?当然，对于郑东这人是不能不用，不用会失去人心，但也不能重用。人太清白了就会生反骨，那就变得目中无人了，就是所谓“清高”。而用邬历这样的人，却令人放心。浑身把柄，铸成了狗的项圈，绳索永远牵在我谭冠的手中，稍不安分，就可以勒住它的脖子，再要对着主子狂吠、反扑，我就可以把它狗日的勒死，他还不死心塌地为我效劳?谭冠厅长私下里得意洋洋地与魏铭利交换揣摩古今帝王南面之术时，说“这就是权谋，如今为官之道不用权谋是不行的”。
谭冠厅长与仲月清副厅长完全是两种类型的人。谭厅长含威不露，城府极深，喜怒不形于色。而仲副厅长却性格豪爽，快人快语，喜怒溢于言表。但是，调到厅里工作之后，受到身份限制，不深沉也要开始深沉起来。比如郑东下午的发言她是听了，内心也深以为是，但总觉太情绪化了点，认为这种人混迹于官场，肯定是要吃亏的。官场也有如熔炉，进了这个熔炉就是进了太上老君的八卦炉，容不得猴气或者虎气，要的是官气。这官气的陶冶好比各种质地的金属，经冶炼后融合在一起，再经过模子一压也就趋同了。因而个性过分张扬、不屑趋同者，总是被作为异质分子排斥在外的。就像孙悟空经过太上老君的九转八卦炉炼了七七四十九天却未能趋同，大闹了天官，最后还是被压在五行山下，于是就有了紧箍咒，才修成了正果，还是趋同了。
在观念上，仲月清不墨守陈规，勇于创新，也不太注重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她是会计出身，喜欢算账，这是多年从事账务工作和多年书店实际工作造成的。不像谭厅长喜欢长篇大论地阐发自己的观点，动辄作战略上的论述，作形式主义的逻辑论证。在新华书店的发展问题上，仲厅长从多年基层工作经验出发，认为：“面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二渠道’的崛起，带有浓厚计划经济痕迹的新华书店亟需建立灵活的机制，迎接市场的挑战，其中明晰产权，进行产权的重新组合十分必要。”她认为目前由省店投资新华书店所造的中心门市，下渗网点，并非完全是省店的财产，是多年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基层店广大职工创造利润的返还，只不过由省店集中分配罢了。且不谈这种集中分配带有多大的客观性、科学性，在很大程度上掺杂着谭冠和崔牛牛个人的好恶在内。这样财产权还在省店，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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