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东接着说：“当年谭冠先生不是专门带着老总编和小法学专家专门到大英博物馆来谈这敦煌**的合作出版问题吗?”
老荣说：“哪里出版得了，英国人当年抢了、骗了人家的东西，占为己有，现在还来狮子大开口，这价格别说一个谭冠，10个谭冠也出不起。”
郑东接着说：“哪里真正想去搞什么合作出版，明明找着借口出国旅游，出版协议未捧回来，倒捧回一堆英国高档画册。他以为英国人会有忏悔之心，发发慈悲，免费把抢去的东西无偿奉还，那是做梦，就像天真的领导总希望贪官能够廉洁自律，也即用道德信条来约束他们就能够不贪污、腐败。中国的‘泛道德主义’排除了理智对于情感的约束，使道德替代法治，而不从机制上、体制上解决以权力制约权力，以公众和社会的权力来监督政府的权力，就有如希望虎狼不吃肉或者吃了肉再把骨头吐出来一样，贪官能不贪财吗?只不过贪官的贪法有不同。明目张胆地贪叫武贪，那是一种公开地鲸吞或掠夺。张开血盆大口般地撕咬，生吞活剥似地茹毛饮血，就像王宝森那样巧取豪夺式的贪叫文贪。那就是巧妙地，斯斯文文地，甚至是打着改革开放旗号把国有资产集中到餐桌上，餐桌上坐着一大群自己的哥儿们、姐儿们，或者亲戚、朋友，按职位高低排好座次，互相微笑着拿起刀叉极有分寸地分享这顿免费的‘工作午餐’，这是在利用利益调整的机会进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权力是在党同伐异中集中分配，财产是在按权力大小分割的。比如谭冠和崔牛牛所设想的发行集团，就是把地方上原来政企不分的新华书店的权力和财产集中省里，使省新华书店成为事实上的权力管理机关和经营单位，也就把小家小户的地方食堂集中到大家庭似的豪华宴席，使崔牛牛支配国有资产的权力更大。因此，新华书店的产权不变革，全民所有制‘所有者’缺位的问题就难以解决。而像崔牛牛这种‘内部人控制’下的委托代理人，在未建立民主程序的法制化委托前，只能是谭冠个人对于权力的私相授受。他是不受全民所有者监督的，只对谭冠个人负责，包括谭冠在台上直至下台，台上对谭的权力负责，下台对谭的人情负责。因而他完全可以利用看管国有资产的权力任意支配国有资产乃至化公为私，为自己牟取私利。比如谭冠的亲友就大量云集在出版、发行部门。他们的亲信也起而效之，成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利益集团。与谭冠大人那任人唯亲似的‘人才战略’相配套，那只会是亲友、哥儿们集团对国有资产的巧取豪夺。谭冠的子女连媳妇都在出版系统，一个个人模狗样、狐假虎威似的。崔牛牛的亲友有多少在新华书店系统或以新华书店进入指标相交换的各色关系户，你统计过吗?这种近亲繁殖，只能使机关和企业素质退化。”
老荣默然，他实在不想搭这个腔，心中却在想：“郑东这小子讲得并不错，只不过如此疾恶如仇般地借题发挥攻击现任厅领导确实不合适。于是他委婉地劝阻说：“郑东你这锋芒太露了，可能要‘蛲蛲者易折’啊!”
“贪官、污吏的脸皮比城墙还厚，我这叫锋芒吗?我看就是铁矛都插不进去，对他们来讲这只是搔痒痒，你说你的，我干我的。群众之口任凭他说，贪官污吏我自为之，活得舒坦、潇洒啊。这就是对一把手缺少制约监督了。”郑东继续肆无忌惮地侃侃而谈。
老荣说：“党中央、国务院乃至省委、省政府也很难呀，他们的困难在于使用的全是旧体制下的人，也即你所说的谭冠先生‘人才战略，下孵化出来的人，靠这些人去执行新的思路，这确实有危险。因中层干部中多年来已形成自己的利益集团，而改革本身就是利益调整，财产和权力的调整，使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适应新的生产方式，开拓新的生产力，因此他们不能明目张胆地反对，却也难以心悦诚服地配合。比如说这国家出x的房改政策吧，是为了改革多年来遗留下来的大锅饭传统，改变福利分房的弊端，更快地吸收社会游资，投入国民经济建设。谭冠自己及其他所率领的人才，大军都占有好几套住房，有的甚至有四五套住房，这完全是他随心所欲玩弄权力游戏，视国有资产为己物私相授受的结果，他却在公开场合，大庭广众之下攻击国家房改政策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原因是他们自己的住房远远超过国家规定标准，超标部分就得自己掏钱。这崔牛牛副厅长兼总经理一人占了两大套住房，面积高达250多平方米，整一个豪华的公馆。为了显示自己仅有一套住房挖空心思，千方百计，凋来整去把两套住房凑在一层楼上，两套一打通不就成了一套了吗?什么狗屁‘国有资产流失’，他们是怕流失对国有资产的控制权。而这控制权是为自己牟利，为利益集团巧取豪夺的权力，丧失的是利用住房为诱饵牵制广大干部群众为自己效忠的权力。漂亮口号掩盖下的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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