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16岁失学青年提着简单的行李，夹着一把雨伞，告别了年迈的祖母，只身来到上海求学谋生。
青年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曾是前清秀才，自幼家学严谨，曾经下功夫攻读经、史、子、集，也曾经得祖母指点而工于书法、绘画。在8岁上下父母先后去世，家道中落。
慈祥的祖母贤德、善良、知书识礼，原为大家闺秀。27岁时丈夫因病去世，膝下仅儿子一人，孤儿寡母，家无恒产，又无固定的收入。她为别人做针线，勤俭持家，含辛茹苦拉扯大儿子。儿子25岁上病故，给她留下4个年幼的孙儿，那青年为长孙。年迈的祖母担起了抚养孙儿的重任，家境越来越窘迫。
1939年那个闷热的夏季，清溪湖水翻腾着热浪，岸边垂柳上的“知了”发出阵阵的嘶哑的叫声，清溪古城的城头上插着血红的太阳旗，日寇的铁蹄践踏着这座千年古城。到处是残墙断垣，山河满目疮夷。青年终止了学业，含泪穿着父亲留下的青布长衫，提一只藤箱，离开了破败的小院。
青石板铺成的小路，窄小的巷子两边，爬满牵牛花的篱笆墙内依稀一丛碧绿的芭蕉开着血红的花，在这个山河破碎的年头发出生命般的绿色。院内的大槐树下，是一幢青砖黑瓦的平房。年迈的祖母依在门框上，眼含热泪看着青年瘦长的身影，消失在小巷的尽头，踏上了艰难的人生旅途。太阳渐渐西落，暮霭中透出一层淡淡的血痕。
青年来到了有着“十里洋场”之称的上海。一面是摩天大楼下美酒加咖啡似的醉生梦死，一面是来自沦陷区的热血青年“还我山河”的慷慨陈词。青年在这儿一边求学，一边工作。他利用自己的绘画特长在中法药房广告科找到了一个职业，结识了一批进步青年。他参加了他们的读书会，定期交流进步书籍，召开读书讨论会。一本著名的《论持久战》，一本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本斯诺的《西行漫记》把他带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青年和读书会的同志们常常在窄小的巷子间，在昏黄的灯光下，交流着学习体会，讨论着抗日战争的形势，控诉着日寇践踏山河，残害同胞的血腥罪行，欣喜地传播着八路军、新四军抗击日寇侵略的信息。
在迁到上海的苏州美术专科学校里，他得到了鲁迅先生的追随者、我国现代木刻运动的先驱麦浪先生的精心指导。他以笔为战旗，为进步文艺刊物撰写了一篇篇抗日文章，以稿费维持自己的学业，以刻刀为投枪创作出一幅幅鼓舞人心的木刻作品。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的抗日战争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天傍晚，他踏着法租界昏黄的灯光，来到了一幢石库门式的小院，登上了顶层那间简陋的小阁楼。阁楼不足三尺高，终日不见阳光，以至带有点阴暗和闷热，地板上打着地铺，简简单单的行李紧挨着一只小木箱。看书学习就在地铺上，写作刻木刻就趴在箱子上。就是这个狭小的空间，成了进步青年畅谈人生理想，制作抗日版画，奋笔疾书讨日战斗檄文的场所。
主人为了接待来往的进步青年，特在阁楼的入口处书写对联一幅，上联为“摩天高楼高三尺”，下联为“来往客人当心头”。
小阁楼是孤岛中的一盏明灯，点亮这盏明灯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这里是当年叶飞所领导的新四军一师一旅设在上海的一个联络点。这里团结了一批又一批向往进步的青年，这里输送出了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投身抗日前线。这里被称为孤岛中的“鲁迅艺术学院”、大上海的“抗日军政大学”。青年就是从这里走向新四军的苏北抗日根据地的。
临别之前，老麦同志郑重其事地交给青年一个用红色绸布包着的木雕刻版，上面用简洁的刀法刻着一个长着大胡子的外国人形象。这就是马克思。一本线装本的黄历，宣纸对折的书页中间是用工整的绳头小楷译抄的《共产党宣言》。这是我党的早期领导人秋白同志从俄文版翻译过来的书稿。老麦同志嘱附他务必带到新四军苏北根据地。根据新四军一师一旅政治部的要求，拟准备带到苏北根据地印制后供战士们理论学习之用。
1941年秋，青年和几位年轻的同伴，身穿大褂，头戴礼帽，提着小箱子，在上海外滩乘船去苏北。
第二天拂晓，轮船靠上长江北岸。他们穿过敌伪的封锁线，来到了苏中抗日根据地。
他们就像嗷嗷待哺的孩子来到了母亲的怀抱。这里到处是抗日救国的标语，“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这里生活艰苦，却到处充满着欢声笑语。这批从上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组成了新四军一师一旅的战地服务团。他们是一群满怀救国热情的学生兵，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分为歌咏组、话剧组、木刻漫画组。
他被分到了木刻漫画组，他写得一手漂亮的美术字。在旅部他穿着灰色军装，扎着牛皮带，第一次由一个白面书生变成了一名抗日战士。他和他的战友走村串户以笔为旗，刻制版画，张贴宣传品，刷写抗日标语。他那一手标准的钢板体美术字，得到旅首长的好评。
在那激动人心的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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