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生白雪梅跟着两个“药材商人”去山里收药，次日，她在一农户家醒来，身上的钱和证件消失不见。
这户人家花了7块钱买她做儿媳，而这7块钱，那个4多岁的老光棍足足攒了十几年。
《盲山》的开篇非常简洁、平淡，没有音乐铺垫，镜头一如既往的朴素，像纪录片一样透着股冷峻和坚硬。
这是李扬的一贯态度，他不喜欢用太多情感来包裹电影，当画面沉静下去，里面的热度自然会迸发出来。
拍《盲井》的时候，他被褚青干涉太多，此番终于如愿。
24日上午，数百人的影厅座无虚席。西方观众对拐卖妇女的题材感到很新奇，不过十分钟后，他们却发现自己不忍看的。
白雪梅被绑在屋子里，“丈夫”黄德贵请乡亲们在屋外喝酒，他连敬酒词都这么说的：“谁不喝完这酒，谁就一辈子打光棍，儿子孙子也打光棍，下辈子还是打光棍！”
更怕的是，还有几个孩子凑在窗口，看着正在炕上挣扎的白雪梅。
头几天晚上，白雪梅把矮小的黄德贵赶出了门，男人没能弄成。这让他在村里抬不起头，甚至面相忠厚的老父亲也斥责“你还搞不定一个女人！”
于是当天，老父和老母帮忙按住了白雪梅，让儿子去弄。弄完之后，黄德贵喜滋滋的坐到父亲旁边，老父还赞许的递了一支烟。
虽然老母亲明白这事情不对，但她更晓得7块钱不能白花。
法律和道德在他们心中不值一文，他们有自己的道理，有自己的底气，就像黄德贵嚷嚷的那句：“坐球牢，谁家娶媳妇不花钱！”
“……”
全场无声，不得不说，李扬抓的非常精准。你晓得那些农民是文盲，是法盲。可还是会产生抑制不住的愤怒。
接下来，在村小学当老师的黄德诚出场，他是黄德贵的表弟，为数不多的文化人。他给白雪梅送去几本杂志解闷。并看上去很关心这个嫂子。
观众期待着会有所转机，但不久之后，黄德诚就以搭救的名义弄了白雪梅的身子。他比村民多出的那点知识，全被用在了更加无耻的行径上。
不仅如此，片中接连出现了许多貌似善良的人。比如收税员和邮递员。
收税员看看拍窗户呼救的雪梅说，“这是家里事儿，我们管不了”，转头又拿了黄德贵的各种杂税，说老哥你艳福不浅。
邮递员对谁的态度都一样客气，他收下黄德贵给的老母鸡，然后把雪梅的求助信交给对方。黄德贵说麻烦你了，他说你也不容易。
后来，白雪梅终于用自己的身体做本钱，向小卖部老板换五十块钱。老板跟他还价到四十，她拿了钱，但还是没跑走。
她一次次的逃命，观众一次次的期待，而这种期待，终究又被一次次的毁掉。
即便警察来了，拿出枪，也没办法挡住村民的围攻。黄德贵凶悍地让警察拿枪抵着自己，不断叫嚣“朝这打！朝这打！”
影片最后，雪梅的爸爸找到这里。结果被黄德贵痛打。白雪梅终于拿起了菜刀，向黄德贵砍了下去。
下一秒，黑屏，结束。
“呼……”
约莫过了半分钟。巩丽才从窒息的状态中恢复，长长吐出一口气。再看看周围，每个人的表情都很压抑，似心口堵得发慌。
直到主持人上台活跃气氛，李扬等人挥手致意时，大家才爆发出强烈的掌声和欢呼。随后是媒体采访和观众问答。李扬先谈了谈自己的拍摄初衷和过程：
“我一直觉得汉字很伟大，你看‘盲’这个字，它不是说眼睛瞎了，而是说眼睛死了，这是两种概念。为什么一个女人被卖到一个地方，大家都知道，但她就是逃不出来。电影是探讨这个问题的，探讨那些看客。”
“去年我到金堂、中江采访，那里是妇女拐卖多发区。过去一些解救行动是收费的，每个人要12-15块，但部门不能收费，都是以这些协警名义收。”
“那些曾被拐卖的妇女通常不愿意受访……救回来的，大多不想回家，因为这事很丢人，连家里都看不起。有的外出打工，有的甚至又回去了，反正也嫁不出去。”
“……”
大家都有点傻，没想到现实比电影更残酷，以至于呈现出很古怪的场面，没有热闹的交流气氛，只是冷静而克制的一问一答。
“《盲井》我们都知道，至今没有获得公映许可，那《盲山》会不会重蹈覆辙？”一位国外的记者问道。
“其实来戛纳之前，《盲山》已经通过了电影局审查。”
李扬斟酌了一下，继续道：“我觉得现在的体制，要比以前进步一些，至少可以互相交流，而不是单纯的命令你。比如有好几处，他们让我修改，我说不能改，原因是什么什么……他们就说，哦，那就不改了。”
“如果《盲山》可以公映，你对它的票房有期待么？”另一个国内的记者问。
“呃，肯定是有，但我也知道不会很高。我在陕南县城拍戏的时候，就去过一家音像店，我问卖过《盲井》没有。老板说卖过，特别火，能有上千张。我当时又爱又恨啊，恨的是我们褚老板一分钱没拿到，爱的是群众基础打下了。”
“哈哈！”
大家总算笑了笑，跟着，南都的方依敏站起来，问了个挺实际的问题：
“《盲山》的主题很残酷，你担心落入‘拿家丑给外人看’的这种舆论窠臼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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