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古玩是古代官员的另一项爱好，很多官员都喜欢搜集古玩字画，涌现出了一批金石专家、书画鉴赏家。晚清封疆大使端方就是一位金石专家，还出过研究金石古董的专著《甸斋吉金录》、《甸斋吉金续录》等等，堪称“著作等身”。他在晚清的声誉还不错，有廉洁之名。别人直接给他送礼，他都大义凌然的要求把礼金、礼品送到公堂上去、以表示自己很清廉。但是，端方喜欢研究书画古玩，遇到有人送来求他‘鉴赏’的，他无不热心的与之切磋鉴赏需要时间，这些宝贝就留在端方的家里由他慢慢赏析去了。端方这样的‘书画古玩控’在晚清还不少。因为收的珍宝太多了，背景的琉璃厂一条街上，有不少古玩店铺的幕后老板就是端方一类的高官显贵d台前老板不是他们的亲属，就是他们的奴才、亲信。‘文雅’的高官们把家里的古玩书画摆在琉璃厂去卖，为了提高业绩，他们常常会不经意地向求他们办事的人‘透露’，某个古玩或者某副书画如何如何的好。有时候，他们就干脆高调刻意的抬高某个作者的作品。有心求他们办事的那些人就自然去市面上寻找相关的书画古玩，结果发现就在该人开设的店铺中。于是，如果看到了某件古玩周而复始的进出某位高官的府邱，也是可以理解的。
送书画古玩，看似成本很高，实则不然。虽然古代官员中读书人的比例很高，但真正精通文史、懂得古玩书画的人很少，大多数是附庸风雅而已。这就更不用说那些通过乱七八糟途径迈进仕途的高官显贵们了。端方其实也是附庸风雅，在他死后，人们在他的藏品中发现了许多肠品以及很多并不出众的收藏品。据说，端方对古玩字画的i.j断完全仰仗手下那些同样不是很明白的幕僚，评判的标准是一靠送礼者的吹嘘，而是百~万\小!说画作者的名气。不用说，端方那本金石学专著，也很可能是代笔之作。只要端方一类的官员认为礼品有价值，送礼者的目的就达到了。送礼者完全可以寻找质品或者次品去滥竿充数，因此降低了送礼的成本。
不论是投其所好，还是送书画古玩，都有一个送字，不能完全消除利益输送的痕迹，他们都不像是劳动所得来的合法正派。那么，如何才能和官员搭建起劳动关系呢？最常见的做法是请官员题字、写文章，然后给官员一笔不菲的润笔。
润笔收入，是明清官员重要的收入来源。明朝中后期，社会上逐渐形成向官员购买墨宝和文章的风气，百性向官员、下级官员向上级官员有事没事的就来求
文、求字。官员们盛情难却勉为其难的应承下来，写完后再半推半就的接受不菲的润笔。后来，官员不问求文者的人品，、事由，只关心润笔的多少。到最后演变成了官员题字、文章非出钱不可，没有免费的了。到清朝，这股风气越来越盛，润笔费用越来越高，成为官场半合法的收入，占了部分官员收入的大头，到现在官场，仍旧有一些官员喜欢出版一些所谓的专著，从中赚取一笔合法酬劳。据说，张之洞但仍湖广总督的时候，一次因为兴建近代事业缺钱，就打起了润笔的主意。有个富豪的父亲生前名声极差，为了粉饰父亲的生平，更为了漂白父亲的恶性，他就迫切想让张之洞出面为父亲写个墓志铭。有个最高父母官的肯定，谁还敢说父亲的坏话？张之洞还真就写了。他科举高中，翰林出身，写歌功颂德的文章自然不在话下，不过，润笔的费用也不低。一字千金，张之洞按照一个字一千两的价格向富豪狠狠敲了一笔，不过张之洞好的一面是把这笔费用用在了近代事业上，没有装进自己的腰包里，不好的一面是完全不问对象，不顾事实写文章。
张之洞的例子算是比较好的，起码还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写作事由。很多官员润笔，事由可以忽略不计，比如给送礼者提携对联和字，给送礼者的儿子起笔名等，甚至压根就没有事由，对以润笔名义送来的钱财照收不误。
到了清朝中后期，送礼突然变得简单了，送礼者完全不用琢磨怎么送的问题。因为当时官场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送礼制度和文化。进入官场，只要按照规矩来说，就能平平稳稳、和和气气的把礼给送了。比如三节两寿，下级要给上级官员送礼，比如迎来往送，官员之间互相要送礼金、送礼的名义也很好听，不沾金钱等字，透着一股雅劲儿。高官离境，官员要送别，同僚启程，官员要送别，这些名字听着透着一股人情味，让人不好反驳，更不便严格按照律法来查办。而且这些名目的开支，可以列在衙门的公款名下，官员们何乐而不为呢？
晚清各种政务往来，在公文中少不了要夹张银票的。清代掌故集《十叶野文》说，晚清封疆大使向太后、皇帝进贡物品表孝心，要在礼单中夹银票；皇上万寿，给紫禁城上折子祝贺，要在奏折里夹银票。这些银票都被官中的经办人员拿走了，就相当于现在领导身边的贴身侍从，要送礼，必须要从贴身侍从入手。如果不夹银票，他们就把你祝贺的折子晚几天递上去，让皇帝看不到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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