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点儿影响力度有总比没有好，能用薄弱的代价换取英国人一定程度的帮忙，也算划得来。不过这个事儿的决定权并不在李晓峰这里，他能做的就是将英国人的意思，以及他个人的分析和建议汇报给政治局。一切都得听政治局的裁决。
在此期间，李晓峰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之前他虽然联系好了冯玉祥，但此时冯玉祥要人没人要势力没势力，还需要去联络旧部。
而此时，在五月到七月间，冯玉祥旧部吉鸿昌和方振武的部队和历史上一样举起了抗日大旗。其中方振武变卖全部家产，凑集了10万军费，在山西介休召集旧部之后组建抗日救，并一路北上。
与此同时。老蒋和何应钦一再的命令方振武不许北上，所部只许南下剿共。并一度调集七个师的兵力围剿方振武所部。等冯玉祥同李晓峰初步达成一致。于5月26日在张家口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时，方振武立刻积极响应，他在通电中写道：“振武不敏，实率数万健儿，竭诚拥护，修我刀剑，歼彼凶残，胜利为少康之一旅，失败为田横之五百”。
同时吉鸿昌带着他的部队也加入了同盟军，两军从万全（今张家口）出发，一路向北，先克张北，继而收复康保，在7月1日收复宝昌、沽源，7月12日收复多伦，一时间风头无二。
也就是说到了7月12日，基本上将日伪势力驱逐出了察哈尔省。而此时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也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峰。接下来的就是一幕幕悲剧了，在何应钦和老蒋的运作下，一面调集十万部队围剿抗日同盟军，另一面也大肆进行政治和金元攻势，软硬兼施，一面收买和拉拢同盟军所部，一面威逼冯玉祥走人。到了八月份，一度兵力逼进九万大关的抗日同盟军仅仅剩下一万五千人。而且冯玉祥也在极大的政治压力下被迫返回山东泰山修养。
很显然，在7月份，抗日同盟军已经进入了历史的拐点，如果李晓峰不加以干涉，这支部队很快就会瓦解。
而按照李晓峰的计划，以吉鸿昌和方振武为主的抗日同盟军应该从多伦北上，向察哈尔北部进发，在察哈尔省北部地区建立一块根据地。而北面的马占山则从北向南进军，出满洲里，在兴安省西南部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最好是让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背靠苏联和当时的外蒙古长期地跟日本关东军相持下去。
不过现在，随着形势一片“大好”，同盟军内部开始出现不一样的论调，一部分人认为继续北上似乎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察哈尔省的中部是两片沙漠，多伦往北几乎是不毛之地，在这一片地区发展抗日武装似乎没有什么搞头。更正确的做法是南下，夺取北平，在北平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
这个想法有道理吗？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察哈尔北部确实太荒凉了，跟人口和经济条件更好的北平地区相比，根本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北上的困难确实比较大。
可问题是，南下问题就少吗？南边的那一群军阀，不管是张少帅的东北军、阎锡山的晋军还是老蒋的中央军哪一个是好相与的，怎么可能平白的将北平这种大城市让给你？
以当时抗日同盟军的实力，实话实说不足以跟这些势力硬碰硬。并且此时在老蒋的要求下，这几家对抗日同盟军已经是磨刀霍霍，不南下都要收拾你，南下恐怕是直接冲进了他们包围圈。所以南下恐怕是看上去很美，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巨坑。
实际上吉鸿昌也不太想南下，按照他本来的想法，是应该西进去商都的，去商都跟高树勋所部汇合，在绥远北部地区建立一个根据地然后接收苏联武装长期抗战。
问题是，吉鸿昌的想法一开始就破产了，向西挺进了一段之后。遭到了阎锡山所部的围攻。无奈之下只能被迫东去跟方振武汇合。而方振武这边日子也不好过。随着《中日塘沽停战协定》的签字，事实上长城以北就变成了日本人的地盘，日军也在不断袭击和警告方振武，命令他立刻离开。
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吉鸿昌还是方振武都有点豁出去的意思了，准备像历史上一样，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改编为“抗日讨贼”军，准备先南下“讨贼”。可见当时吉鸿昌和方振武是多么的愤慨。
好在这一个时空有了某仙人的加入，情况就不完全一样了，在他大力支持下，冯玉祥并没有退缩，依然坚定的留在了张家口主持大局。有他这个大佬在，他那些蛇鼠两端的西北军旧部哪怕再有小心思也必须收敛一点。
有冯玉祥坐镇，抗日同盟军内部那些蛇鼠两端的势力自然不可能像历史上一样猖獗，而且随着他竭力坚持北上，南下的方案就被搁置了。
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局势就完全好转了，北上之后究竟是个什么情况。谁也无法保证。毕竟北上首先要碰的就是日本人，能不能穿越沙漠和日本人的阻挡前往同马占山所部汇合。这是一个大问题。
冯玉祥所部问题不少，马占山那边倒还算顺利，虽然他的人马比抗日同盟军少，而且成分也很杂，但是他有一个最大的优势，那就是背靠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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