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郡国学校，始创于孝景、孝武时代的循吏文翁，至平帝元始三年，由王莽颁布制度，各郡国统一设立。但是汉末动乱，就连太学都开不成了，更何况各地的学宫呢？也就名士大儒刘表在襄阳复兴过一回而已，余者大多废弃。
是勋重修学宫，再开官校，就是要向曹操表明：你让我专注民政，好，我就专注民政；但我说过自己搞印刷术是为了教化，如今干脆就把主要精力全都放在教化上给你瞧瞧。赵达那种屁话，我知道你是不信的，我这番举动，就是要全天下人都不信他——这也算是对曹操一种无声的抗议。
当然啦，抗议归抗议，是勋此举，政治上绝对正确，儒林中可刷声望，曹操又能拿他怎么样了？
河东郡内，世家大族很多，卫、裴、董、柳以下，家世二千石的就不下十家，子弟们大多在家中读书，虽有不少往赴许都太学，但年轻太轻的，家人还真不放心让他们跑那么老远，那么，去郡治安邑上官校，就是相当不错的选择。更别说低一等甚至两、三等的那些中小家族，家中藏书和师资都不足，子弟们也未必有资格、有门路上太学，如今听闻郡内官校重开，个个喜不自胜，奔走相告。
秋税收缴上来以后，官校就正式开课了，四方来聚的士人，下起十二岁，上到四十八岁，足有五百余名，这数字把是勋都给吓了一大跳。他事先已经拜访过各大家族，请出几名宿儒充任教授，又命法曹掾、精擅经学的乐祥总管其事——在原本的历史上，杜畿治理河东，即任乐祥为祭酒，负责文教之事。不仅如此，是勋还兑现承诺，自己隔一天就往学宫去开讲。
历代经学，可分为“我注五经”和“五经注我”两派学风。汉儒是“我注五经”，即先有经典，再钻研经典去探求其中的道理；宋儒则是“五经注我”，即先有自己的思想，再歪曲经典来加以诠释。是勋一直是奔着第二条路去走的，只是原本不敢太明目张胆而已，如今他师承也有了，名声也有了，一郡之内，唯他为大，那还有啥放不开的？
在学宫之中讲课的次数越多，时间越长，是勋就越是胆大妄为，甚至不惜彻底地扭曲经义。比方说，孔子曾经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直接骂孔老二主张愚民政策是不对的，应该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广大底层民众根本就没有接触知识的可能，强使知之，反而会出事儿。但是勋在讲这一句的时候，却干脆按照后世为给儒家洗白白而到处流传的不靠谱点逗方法，读成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是：倘若老百姓遵从你的政策，那便可以不加管束，倘若老百姓不肯遵从你的政策，那便需要先开发民智，教化他们。
如果说是勋当初私注五经，往里掺了一成的私货的话，那他如今在河东讲学，就足足掺了三成还不止。他要利用儒家经学，阐释自己觉得可以在这时代拿出来的崭新的思想，从而创建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正所谓和尚摸得我……啊不对，朱熹做得我便做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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