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某日大姨妈来电，说要带我去欧洲避难，我拿着话筒，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我想都没想，哽咽着点头。
人生的头十八个年头，我一直是娇生惯养的富家少爷，当人生的骤变袭来，我毫不犹豫地躲进在由金钱权势盖起来的楼房。
我带着无比羞愧的心情，飞至欧洲，方才明白，对滨野泽说的所谓的坚守，只是一个漂亮的借口。
我在英国的小洋楼里定居下来，很舒适的豪华楼房，有着宽敞的花园和安静的环境。
我时常惬意得坐在飘散着花香的庭院里，品着下午茶翻阅。
中国的一切，在这个富足的国家里难以察觉到。
大姨妈也很满足，满足于我又变成那个乖巧任她安排的外甥。
可表面的安定很快被积蓄的愧疚和悲伤打破。
我尚且记得，那是1937年的七月中旬，我瞒着大姨妈翻阅有关中国的相关报道。
在一张报纸上赫然看见一句话“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
说是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过后，日本加紧侵华，不断对中国军队发起攻击，荼毒中华人民。
我反复看那篇报道，得知日本军队的猖獗和中国的危机，内心久存的沸腾感一遍遍涌来。不为什么虚伪的借口，只是纯粹的不甘心，不甘任人宰割，不甘，不甘……
我尚年轻，这或许是唯一的原因了。
那夜，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十三岁那年，走失在疯狂的人群中，无数愤怒的中国人摇着大海报，咆哮，谩骂，抗议，吐沫横飞。
长大后从历史课本上得知，那是19年的五四运动。
老先生的话至今难忘，说发起这场运动的是青年人，青年人年轻因而无畏，抛头颅洒热血，他们义不容辞，他们是祖国最后的希望……
梦醒后我哭了。
我毅然跟大姨妈说，我要回中国！
回去。
临走时大姨妈给了我不少钱，但实际上，在满地战火的中国，早已失去钱生钱的办法，没过多少日子，这些钱也所剩无几。
但我没有抱怨。
我越发得感觉到，生为人民自身的命运与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就像出生在穷人家的孩子，便自小会学会坚韧与忍耐。
我吃过混泥巴水的窝窝头，睡过冰冷潮湿的隧道。
幸好天无绝人之路，流浪不久，我加入了中国红十字协会，受协会照护，生活条件改善不少。
有一次，偶然路经北平，我请假，迅速穿过熟悉的街道与巷子，看见了埋葬了我无数希望的红木店子。
如今，它已经被改装成一间小茶馆，行行色色的人坐在里边，就像曾经我坐在其中，接待各种各样的病人。
我坐下，简单地吃了一点饭菜，正想离去，忽然望见正对面的楼房第二层的窗沿结着几张蜘蛛网。
我恍然大悟，听大姨妈说，她仅是帮我卖出了药铺子，而那小小的房间还是属于我的。
房子的钥匙我始终放在行李包的底层，没想到真有翻出来的一天。
进了房子，我打开所有窗户，当凉爽的风驱散了里面的热气，它忽然焕发了精神，有了鲜活的色泽。
曾经的两张铁床，曾经的两个灯泡，曾经的洗脸盆，曾经的橡木书桌……清晰得展现在我的眼前。
我轻轻抚摸它们，最后定在我的铁床上，坐下，一种莫大的寂寞感笼罩而来。
是寂寞。
我突然想起滨野泽。
想起我好久没有念过的日本姓名。
想起我们之间的诺言。
东北，花乡村，等你三年。
如今是我写下诺言的第二个年头，这两年，我未曾去过花乡村。
有无数个可能，我们没有再见面的机会。
但我最终还是抛下了协会交给我的任务，只身来到东北。
因为我的心没有归宿感，很寂寞。
我六岁那年，父亲生意失意，以放松为名义全家暂时居于花乡村，在这个村子里我度过了自然烂漫的一年。
在我为数不多的童年记忆力，花乡村是一个山青水暖的地方，鸟语花香溪河流淌，随处可见。然而，阔别将近二十多年，我再来到这个偏僻的小村子里，眼里再也看不见她的纯洁她的鲜艳，我所看见的只有穷苦。
穷，穷，穷。花乡村像个破烂的废墟。
我走进花乡村，不过二十分钟，便全然明了。
这是个被抛弃的村落，与众多东北的村子的命运相似，战争的火舌触到了它，更吓跑了那些祖祖辈辈扎根于此的年青村民。
花乡村之所以如此死寂，是因为至今生活在里边的仅剩下白发老人，瘦弱的小孩以及残疾的年轻人……
我跟村民说，我懂一点中医，能医治人，他们为我准备住的地方，我歇息不过几分钟，小小的房间里便挤满了求医的人。
接下来的数月，我一直在花乡村生活，勉强医治这些被抛弃的人，等我等的那个人。
直到败落的小村子里，突然闯入五个日本士兵。
他们手持刺刀，上面挂着小太阳旗，恶狼一般踏过每家每户，可是，最终他们只是抓起算是“正常”的我以及几个十四，五岁的孩子。
我不明缘由，于是不断问：“你们想干什么？”
日本士兵似乎不懂中文，只顾推着我向村口走去。被抓住的几个孩子显得更加惊慌，他们凄惨的哭声在寂寥的村落里尤为明显，引来老人们带着浑浊的泪眼在其后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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