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起说话时他很友好，但总是有种刻意的距离感，也不怎么说话，而且在见面前后会很明显的烦躁。
这状况在他病情恶化前尤为严重，我看的出来他很不想见到对方。
但他还是见了。
之后再更加烦躁。
我想既然如此那就别见了，明明那么烦对方。我那会儿甚至想给公公说“你别来了我爸不想见你”。
然而也只有他们见面的时候，父亲才和平时比起来最为平静，尽管他表现的仍然很淡漠疏远。
但他只对公公这样。
哪怕最严重的时候，他已经不怎么认人了，时刻都和受惊的动物那样提防着所有人，更不主动说话，连面对我他也很紧张。
他却能认出公公。
他一见到公公，最初是受到剧烈的惊吓般恐慌的大喊，手足无措。医生甚至差点给他打镇定剂，但公公只是喊了他的名字、安抚了几句，他就渐渐静了下来，虽然依然在颤抖着，却是在公公的安抚下逐渐的放松。
我没见到当时的场景，是一个新来的不懂规矩的小护士告诉我的，用崇拜的表情把公公描述的神乎其神。
说实在的，我那会儿其实有些怀疑父亲的病是公公给害的。尽管我和母亲不像公公那样能让父亲放松镇定下来，但父亲对我和母亲再怎么样也只是很紧张，怎么遇着公公就那么大反应。
不过自那以后，公公就很少再探望父亲了，只是常常打电话问母亲或我有关父亲的状况。我不知道他的关心是真是假，反正听起来他是挺认真好心的。
等后来父亲好些了他才偶尔来看看父亲，但相比之前的次数已经少了很多，一年里除了拜年也就一两次，更多的还是打电话问我们。而父亲和公公见面也再没发生我所听到的那次状况，甚至比平时的感觉要好些，尽管他表现的和平时没什么区别。
……他依然在他只有他一个人的世界里，但那起码不是坚固且淡漠的了。
于是我忍不住让公公没事多来陪父亲聊聊天。
公公有些犹豫，最后却只是讪讪笑了下：“我再怎么……也没你们来的亲。尤其是你，多和他聊聊才是。”
我嗯了声，也不好再多说。想他毕竟在他们公司里也算是高层，忙的连休息都没的，来看父亲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他和父亲的关系，真的是很好。
而现在，他额头抵在沙发上，依然牢牢攥着父亲的手，然后有些摇晃的扶住了沙发边。
我和宋望没料到他会难过成这样，不由匆忙将他扶住，劝他别难过，并让他坐到旁边缓一缓。但他没有说话，只是松了沙发，缓缓抬手，微微摆了摆。
我和宋望抬头相互了眼，只好小心的松开了他，往旁边站了些。过了会儿，他吸了吸鼻子，将身子直起来了些，眼睛已经通红，满面泪痕。他望向父亲，用双手将父亲的手紧紧包着，然后紧闭着眼，低下头，亲吻父亲的指节。
我看着，脑子里已经乱作一团。我虽然一再的想着这也许只是是礼节性的亲吻，却依然掩盖不住我真实的想法——或者说，事实。
他已经不在乎我们是怎么想的了。
半晌，他才缓缓的松开了父亲的手，在父亲的手从他的手中滑下后他才扶着沙发摇摇晃晃的站了起来，有些踉跄的走到了旁边的沙发，坐下。
他低着头，良久，低声干哑道：
“我害了他……”
我们愕然又复杂的看向他，沉默。
他完全不顾及我们的目光，自嘲的干笑了下，抬起头，直直的看着母亲，然后又缓缓看向父亲，重复道：“是我害了他……”
他通红的眼睛像深沉且寂静的湖，里面只有父亲的倒影；浅淡的笑容里除了自嘲，是融不掉的温柔与苦涩。
母亲看着父亲，缓声说：“你比我们任何人待他都要好，他也知道，哪来的害不害……而要说责任，谁又没有呢。”
公公依然注视着父亲，沉默。
母亲将父亲的遗书往他那边推了些，叹了口气：“这是他写的，看看吧。”
公公伸手拿过，看着，半晌，拇指在父亲的名字上缓缓擦过，又盯了很久，才将遗书轻轻放回了桌上。
望着那张遗书，他静默了会儿，起身去洗了把脸，回来时看起来情绪已经缓和了很多。他问了些父亲的事，和母亲相互安慰了几句后让我们照顾好母亲。最后他深深看了父亲一眼，再没多说一句，就离开了。
平静到像再也引不起一点波澜。
三
沉重又恍惚的香火味整日萦绕在屋子里的每个角落，白天在断断续续来访的人们、低语和哽咽中忙碌度过，夜里静下来，守着灵，看着父亲微笑着的照片，只剩虚空与茫然。
烧香、祭拜、询问、安慰、道别，各式各样的人来了又走。其中不少是父亲的同学、好友、同事，甚至还有很多他的学生，有些讲起他的事时红了眼圈，有些一声“老师”眼泪就掉了下来。
我想起我曾以他明明是个教书育人的老师却是个变态，是个疯子，而感到耻辱。但实际上，他所有的学生，都是很敬重并喜欢他的。他们讲起他的事时，无一不带着怀念、骄傲，以及泪水。
有个父亲的学生，四十岁左右，似乎还认识公公。因为他是第二天快中午来的，在知道了我是父亲的女儿后，锁着眉，红着眼眶，沉声问我：“有没有一个叫宋煜城的来过。”
宋煜城是公公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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