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建立军校，恢复武学，赵昺自成军时就有这个想法，但是由于战事不断及一些人的不以为然，因而计划只停留在纸面上，采用短训的方式培养军事骨干，而其中办的最好的却是医药院的培训基地，已经自成系统和固有的模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
对于众人对恢复武学的漠视，赵昺初时还感到愤懑，可经过这一段时间的了解后又表示理解了。在前世由于深受兵法文化和武侠文化的熏陶，在现代人眼中的武举总带有点神秘的玄学色彩。在民间语境下，与之相关的传说大多沾着江湖气息，仿佛市井游侠和新科武举本是同源所出。而事实上，武状元以及产生他们的武举制度在中国古代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系统，和清代以来逐渐兴起的江湖门派相去甚远。
人类的历史其实就一部战争史，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开始了对学生的军事教育，周朝的标准课程有“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射就是射箭技术，御则是驾驶马车的技术，因为一直到春秋时战车都是战场上重要的作战工具。孔子是中国国民教育的开创者，他在教育过程中，将射御之术看得与礼乐教化一样重要。
但是随着儒家学术逐渐被奉为正统，秦汉之时学校军训则开始走下坡路了，随之略去了军事教育内容的新六艺成为主导，军训的职能弱化为一种礼仪程式。隋朝时，开始“偃武修文”大力削减武备，国家教育重点由学武转为修文。科举开始成为主流，文、武分举后，文举不考武学，文人学子为谋取功名，无暇学习军事，军训渐渐被弃之不顾。
不过唐朝始开始设置武举制度，这其实还有感谢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在她登基的第二年开武举选拔武将，规定“天下诸州，宜教武艺，每年准明经、进士贡举例送”，“试长垛、马枪、翘关、擎重，以为等第之上下，为之升黜”。其中“长垛”指射箭技艺，“马枪”指骑马使枪，“翘关”指抬起城门的大木栓，“擎重”顾名思义指的就是举重。
不过，唐代初创武举，影响力微弱，还没有“武状元”的概念。唯一令后世耳熟能详的中唐大将郭子仪，史书也仅记载他“武举高等”，没有详细名次。表面上看，唐代武举似乎公平公正，有利于底层民众的阶级晋升。但若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武举制的创设只是为了培养效忠中央朝廷的武人，普通民众仍很难挤进武职系统。
现在尚有穷文富武之说，单是“马枪”考试一项，就足以把大部分底层家庭排斥在外，一般人家根本承担不起战马的开销。即使除开马术考核不谈，要做好“翘关”、“擎重”两项，也必须经过充分的肌肉训练，现在健个身，弄些疙瘩肉，还得天天牛肉、鸡蛋、蛋白粉供着，所以并非当时一般家庭的营养条件足以供养的。话虽有些绝对，但也能近似地认为，勇猛的武士阶级天然只能从富裕家庭中产生。
到了宋朝士族衰微庶族崛起，兴文教、抑武事的政策被推向高潮，武将地位被读书士子全面超越。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军事训练就变得似乎毫无必要了。文科举几乎彻底取代了原有的门阀文官体系。而对于武科举，宋人也有一套独特的审美标准。
武举增设“策对”考试，要求应试者熟知武经七书——《司马法》、《孙子》、《吴子》、《尉缭子》、《黄石公三略》、《姜太公六韬》、《唐李问对》），大大提高了文化素质门栏。同时又降低马术、力量等受家境影响的考试门栏，使许多读书人获得了应试武举的机会。
只是如此一来就又限制了武艺高强者入仕，故增设“绝伦科”，降低“策论”标准，提高“勇武”标准，专门收纳武艺高强但文化素质较低的考生。粗看之下，宋代武举颇有近现代军校考试的神韵。毕竟为将者首重智取，没必要太苛求个人武艺。但宋朝武举人的实际表现却差强人意，，绝大部分时间都是文人闭门只读书的情形。未能靠智慧率领宋军碾压周边蛮族。
宋代也出过几位名将，诸如狄青、岳飞、韩世宗等人，但都是职业军人出身。究其根本，传统兵学的空洞无物是原因之一，加上在近代军事操典诞生以前，军旅管理以及武术训练等技术均掌握于专业人士手中，外人难以窥探其全貌。中国古代的兵书战策又偏好泛论，不肯细说操作流程。因此光靠熟读古人兵法，很容易陷于空谈理论行动无能的境地，多了些赵括似的的所谓的名将，像应节严这样文武全才的人物是少之又少……
当前的情况下，新武器已经呼之欲出，但是热兵器的运用与冷兵器时期的战术思想相距甚远，如果强行植入各军不仅让将领们难以适应，若是仍以冷兵器的方式用于实战也不会发挥应有的效果。但是建立培养新型军事学校的构想进展艰难，推动军事改革也一拖再拖，这让他心焦不已，却又束手无策。
但是今天赵昺再次来到老营时，忽然有了新的想法。这些孩子自入帅府后便生活在战争中，跟随帅府四处转战，所以也必须适应当前的生活环境，而失去亲人又让他们必须学会自立。别看老营中那些只有六、七岁的孩子，只要一声令下便能迅速打理好自己的行装，列队等候下一步的命令，在茫茫的大海遇到风暴袭击仍然能保持镇定，不哭不闹，在炮声中依然能安睡。
几年的军事化生活，不仅让老营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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