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问题做事情，认真是好事，但是认真不等于刻板；对下属对子女，严厉是好事，但是严厉不等于残忍；评是非论对错，有标准是好事，但是有标准不等于成为标准的奴隶。杨坚走完了他六十四年的人生，六十四年，历史星空中短短的一瞬，但这一瞬，却十分特别。因为，在它光亮的背后，更凸显着黑暗带给我们的警示。）
我们在思考一个历史人物的时候，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站在某个道德或者正义的高地上去评判他或她的一生，但实际上因为没有人是完美的，所以也就根本不存在绝对的道德和正义之说。法国学者伊利波特·丹纳（aine）曾提出过文学艺术发展的“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理论，笔者斗胆仿效先哲，提出评判一个历史人物时应遵循的三个原则，一为目的，二为环境，三为言行。所谓目的，即指某个人物在做某件事情时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他的行为有可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服务，也有可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故意与之相悖。单看其言行便妄加断定，很容易被一些表面的行为所迷惑而失去了对这个人最基本的判断。所谓环境，即指要把这个人物放在特定的环境中，注意这个人所处的时代、时间段、时间点对他的影响，清醒地认识到他的目的是否与环境的外力影响有关。忽略环境这个因素，很有可能陷入一条单方面的思维线索中而导致一个片面的分析结果。所谓言行，是人物对外最基本的表现形式。考察人物的言行，可以直接推测出人物的品质。但须注意的是，笔者所提到的“考察人物的言行”，其基础正是前两个原则——目的和环境，在考究清楚目的和环境之后再把人物的言行置于其中，才能得出更接近真相的结论。如果把这两个因素抛开，那么单单分析人物的言行便会因过于简单化、省略化而变得没有意义，甚至可能“以假乱真”，出现谬误。
笔者并没有从杨坚的出生开始写起，故也正好借用这个判断标准以及此章回来介绍一下杨坚的政治生涯以及评点他一下他做皇帝的是非功过。
隋文帝杨坚一共当了二十四年皇帝。二十四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在这二十四年中，隋文帝杨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以至于很多西方学者将他和秦始皇比肩，称他和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效率的两位帝王；同时，他也为隋朝埋下了短命的种子，他晚年狂躁、贪婪、安逸、好杀，在立储之事上犯下大错，这些又足以为后世所鉴。
首先，我们必须要谈一谈杨坚对中国版图的改变。在他的努力下，曾经分裂了三个多世纪的中国大地重新获得了统一，这是中国古代史上第二次大一统。第一次是秦始皇的统一，结束了持续五百多年的春秋战国诸侯争霸。与秦始皇的大一统相比，隋文帝的大一统不仅完成了政权的统一，更大的意义在于促进了民族的融合。此外我们应该注意到，在隋文帝完成第二次大一统之后，中国社会虽然出现过小规模的分裂状态，比如唐末藩镇割据；以及汉民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对立的局面，比如北宋、辽、西夏的对峙和南宋、金、西夏的对峙，但在总体上并没有出现像春秋战国时期那样频繁的、长时间的诸侯国攻伐吞并现象或是南北朝时期小国政权的频繁更迭，五代十国时期的政权交替之激烈或许可以达到所谓“大规模分裂”的程度，但其时间毕竟不长（自公元907年唐亡至公元960年宋立）。隋朝以后，单个封建王朝都可以在中国大地上存在相对较长的一段时间，唐、宋、元、明、清皆是如此。原因在哪里呢？笔者认为这就与隋文帝杨坚第二件比较大的贡献有关了——由隋创立的中央行政体系、地方管理制度、法律系统、土地田赋制度以及兵制已接近成熟。后面的历朝历代继承下来，稍加改变，在隋朝系统的基础上改造出一套适合本朝的系统，这是使得隋以后的许多封建王朝都能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都知道隋朝是承继北周政权而来的，杨坚的帝位，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摄政“摄”来的，所以隋朝创立伊始，中央政府承继的仍然是北周政府那一套旧有的官僚体系。北周政权是少数民族政权，日本有一个学者叫山崎宏，他曾在一篇叫做《隋朝官僚的性质》的文章中做过统计，北周政府高级官员中，大约有95%为鲜卑族或民族混血。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往往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就是汉化，因为古代少数民族旧有的管理体系无法治理一个版图庞大、人口众多、以农业发展为主的封建帝国，他们显然更适合以部落的形式过着游牧的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汉化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而这些少数民族汉化的程度也有深浅之分，对旧有汉民族政权管理体系的领悟，也有先后之别。从这样的标准出发，北周并不是一个完全汉化的政权，由此在其统治集团内部衍生出的是一个近乎于古代西方寡头政治的管理模式——由一个成员之间关系相对比较亲近的团体牢牢掌控着实际的统治权。这个集团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关陇贵族集团。北魏政权在汉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导致关陇贵族集团出现、兴起并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汉化的速度过快，贵族式的宫廷生活与游牧式的戎马生活产生了激烈的摩擦——北魏士兵遭受到了来自官僚和贵族们的冷漠与轻视。
当时在北魏的边疆，曾为防御来自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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