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哲保身”哲学的盛行，在对腐败的监督、制约查处机制不健全，大面积的腐败彻查的概率极低的情况下，腐败分子更是有恃无恐，而真正疾恶如仇的人士则退避三舍。一方面是权力运作的神秘性使大量事实真相掩盖在华而不实的外表之中，一方面窃窃私语的酒桌之流言、耳鬓斯磨的床第之蜚语大行其道，使真情在假语中流窜，从而使政府“以正面宣传”为主的舆论流为形式，起不到鼓舞人心的作用。
一年一度的“民主生活会”早已演变为“表扬与自我表扬”般的自我吹嘘会或互相吹捧会，又有谁敢去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开展严肃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呢?否则就不能维持班子表面的团结和稳定，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情面子就要被打破。“一夫为刚，万夫为柔”的现实，使某些权势熏天的一把手们，自我感觉良好，自以为地位等同于才智，位愈尊则智慧愈强，因此少有自知之明，于是再荒谬的决策，也在这种体制下变得英明起来，等到烂污拆起来，再以“报喜不报忧”的手段加以掩盖，以“集体决策”的名义加以推卸，于是形象继续高大下去，业绩继续辉煌下去，金身不朽，光照人间。
这是决策缺少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导致的必然结果。于是官场游戏规则不存，权术阴谋层出，谋人成风，而谋事乏人。说到底是“人治”式传统在作祟，自然是急不得的。凭心而论，谭厅长肥壮的肩膀也是扛不动由体制所导致的弊端的。
在谭厅长的办公室里的醒目位置悬挂着一幅香木壁挂。这壁挂几乎用火络下两行焦黑的大字“不为谀喜，不为谤忧”，自然是显示他以平和的心态对待舆论的褒贬，初衷不变，一意孤行地沿自己的既定目标前进。这当然是某种毁誉不计般的豁达，孑然独行式的清高，卓尔不群样的孤傲。其实，从人的本能来讲是极喜人们吹捧的，再丑的姑娘也爱听人夸奖为“漂亮”，这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的自然流露。而脱离实际的吹捧无异于讽刺，是非混淆的吹捧只能是流于弄臣竖宦、奸佞小人一类的下流作派。大部分人的胡乱吹捧只是出于某种随大流的心态，不愿作得罪人的出头椽子式的明哲保身之举罢了，这是不能苛求的。然而对于那种别有用心的吹捧和随大流似的胡乱表态，不是所有人都反感而能够轻易拒绝的。
像眼下，人们讨论谭厅长的7个小时长篇报告时，绝大部分的弟兄们或言不由衷地吹捧，或深文周纳地阐释，或别有用心地发挥，总之一片叫好。谭厅长在听取汇报时，面露得意之声地总结说：“看来大部分同志的观念，在这次会议上有了根本的转变，思想得到了升华，认识得到了统一，为‘九五规划’的实施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言下之意，对于极少数类似郑东这样个别人的“杂音”，自然是干扰不了他的雄图大略的。因而按其处世的原则“不为谤忧”，只要把不同的意见都看成是诽谤，自可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既然正确就要坚定地“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只要上级领导没有异议就好。至于上级领导，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于这属于文化小类的“出版”是既不精通，也无暇顾及的。哪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出版经济学”这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一切在内的“小麻雀”之堂奥呢?自然是汇报什么是什么，只要上有中央文件大帽子，中有本行本业好例子，下有自说自话好点子，再加上北京领导部门的某些人不失时机的肯定，只要逻辑形式合理，自圆其说，自然也是认可的。
谭厅长这位久经仕途、精通官场权谋之术的知识分子，就有了魔术师般的资本，于是点石成金，撤豆成兵，使他能够把建36层大偻的决策失误，由渎职化成了省精神文明建设的标志性工程。有r“精神文明”这杆旗帜，就是那怕高出几倍成本的投资都是值得的。尽管这高出成本几倍的投入，也许已零零星星切割进了层层贪官污吏的腰包，然而只要有精神文明这杆旗，就意味着其价值不是能够用金钱多少来计算的。
这一精神文明的丰碑一经物质确立，便意味着不朽，谁都知道这是谭冠工程。这就叫“假作真时真亦假”的理。再有人非议，那就是诽谤，诽谤是不用理睬的。看你郑东等辈也不过是鸡虫而已，鸡虫挡道，何足惧也。于是他心安理得地向世界出版最高奖——厉害利斯大编辑奖冲刺。这奖是世界出版家联谊会在美国厉害利斯大学基金会为表彰世界上最优秀、最有影响的出版家而设立的。在中国获此奖者绝对是凤毛鳞角。这谭冠厅长当然是十分有意去当这凤身之毛，鳞之犄角的。于是再有拆烂污的事情,只要被这顶金色的桂冠罩住，连烂泥也就辉煌起来，这光明一片的现实，就是我的业绩。这业绩不待吩咐，只要一个眼神，信息研究室魏铭利主任就会以他那不容置疑的生花妙笔载入出版史志而光照千秋。
对于这厉害利斯“大编”奖的人选，民间争议颇大。民心看好的是谭厅长的前任高洪厅长。老厅长一头银发，一身正气，这是位当年新四军中著名的才子，其道德文章皆受人称赞，是德高望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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